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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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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50年改革史：揭秘帝国崩溃真相！慈禧、李鸿章、光绪的权谋与误国，洋务运动为何救不了大清？从同文馆争议到甲午惨败，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乱象，本书深度复盘晚清改革致命误区：愚民教育、官商腐败、拒绝铁路电报、抵制宪政改革…最终，帝国因改革而亡！看透晚清如何错失转型良机，为近代中国埋下百年隐患！历史教训震撼警示，150字难尽精华，必读！

晚清五十年改革研究

  • 历史无法重来，但可以复盘，晚清50年改革是中国3000年历史中最关键的节点
  • 中国的工业化在耽搁100年后终于开始，但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目标
  • 愚民教育虽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
  • 洋务运动让政府公司化，垄断资源市场，增长结果与民众无涉，缺乏普遍性发展
  • 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和反思
  • 《马关条约》最大影响是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打破中国经济管制，连接世界经济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精英的普遍意识，直到甲午战败才动摇
  • 1906年预备立宪并非儿戏，而是日俄战争后外交困境下的被迫选择
  • 清帝国因改革而灭亡，但晚清50年为新中国积攒了家底和制度思考

晚清改革与转型历程

  • 第一次鸦片战争未能唤醒清帝国：沿海士绅视英军为“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认为其依赖天朝物资生存，无需改革。

  • 真正的惊雷是1860年的“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皇帝出逃，朝野心痛欲碎，承认传统秩序失败，改革由此启动。

  • 改革采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短期目的为镇压太平天国和重塑政权向心力，长期目的为引进技术以制服列强，重振天朝荣光。

  • 外交、军事、税赋和教育系统成为改革重点：总理衙门取代理藩院，军队换用洋枪洋炮，引进关税制度，培养翻译和科技人才。

  • 1884年甲申易枢是改革的分水岭：此前改革艰难推进，此后因虚骄心态改革减速，转向反改革，最终酿成悲剧。

  • 中法战争被视为改革“大考”：清廷上下期望通过20年洋务自强雪耻，但战后虚骄导致改革停滞，如慈禧重修三海工程。

  • 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不断分化重组：甲午后立宪派和革命党零星出现，1900年庚子之变后，立宪派与朝廷离心，革命党壮大。

  • 慈禧太后从改革主持者变为阻力：拒绝民权时代转型，追求皇权至上，成为改革对象，导致改革以辛亥革命收场。

  • 愚民统治阻碍改革：康熙“西学源于中学”论桎梏知识分子思维，改革派遭遇强烈抵制，只能依赖地方督抚推行。

  • “开眼看世界”易，“正眼看世界”难：社会排斥诚实看待世界者，如徐继畬、郭嵩焘遭攻击，媒体扭曲事实取媚用户。

  • 改革对抗心态太重，拥抱文明心态太少：终极目标仅为雪耻，而非文明交流融合，本末倒置导致1900年“一决雌雄”的灾难。

  • 改革反思旨在回答“向何处去”：对过去的检讨源于对未来期许，旨在提供历史助益。

总理衙门成立与外交变革

  • 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美国正深陷南北内战的泥潭，清帝国命运处在关键转折点，上一年“庚申之变”导致京城陷落、皇帝北逃，是清廷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
  • 清廷被迫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临时机构“抚夷局”更名为“总理各国事务”，反映出外交心态的微妙变化。
  • 咸丰皇帝奕䜣19岁继承皇位，本年刚好30岁，念念不忘为父亲道光皇帝雪耻，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接受的耻辱。
  • 咸丰上台后对外改走强硬路线，主张议和的官僚纷纷下台，罪名包括“惟夷首之言是听”、“委曲以顺夷情”、“抑民奉夷”。
  • 主战派人物如姚莹和叶名琛得到重用，但咸丰皇帝并无切实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强硬路线，内忧外患中八旗军队一触即溃。
  • 咸丰维持天朝荣光的最后手段只剩下觐见礼仪，要求条约中规定西方使节“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绝不接受鞠躬礼。
  • 《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使节使用平等礼节，咸丰采取回避策略，夷人不肯跪拜，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与使节直接会面。
  • 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表态可以应允议和条件，但**“万难允许”国书“亲呈大皇帝御览”**，强调“国体所存”。
  • 咸丰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下诏命曾国藩等人率部北上勤王，但曾国藩陷入两难，采取“按兵请旨”之策拖延。
  • 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咸丰仍伤心欲绝，因洋人用鞠躬礼面见了恭亲王奕䜣，在诏书中定性为“不成事体”的重大耻辱。
  • 咸丰至死不回京，担心洋人再次要求觐见，威胁谈判大臣“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坚持留在承德避暑山庄。
  • 1861年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不再要求面见皇帝，其他国家随后采取相似方式，核心利益已到手，无意激化冲突。

总理衙门创设始末

  • 皇帝可以躲在热河，但外交仍需有人去办。
  • 洋人已认识到“夷”字带有侮辱性含义，不再愿意与“抚夷局”之类的机构交涉。
  • 签《北京条约》时，奕䜣的内心非常忐忑，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
  • 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奕䜣认为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
  • 奕䜣主张设立新机构处理洋务，因外国事务繁多，尤其外国公使驻京后，“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
  • 威妥玛对设立总理衙门“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不办，不得已而来京。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
  • 咸丰将新机构名改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增入“通商”二字以限制权力范围。
  • 奕䜣回奏称洋人“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再自认通商，防我轻视”，故建议“拟节去通商二字”。
  • 咸丰防范总理衙门权力过大，驳回奕䜣“一面具奏，一面径咨总理衙门”的建议，命各省机密事件“应照例奏而不咨”。
  • 咸丰不能容忍皇权被总理衙门瓜分，只允许其成为建议者和执行者。
  • 1861年咸丰病死后，奕䜣联手两宫太后发动政变，肃顺等顾命大臣被清除，奕䜣与两太后成为最高决策核心。
  • 奕䜣主持下的总理衙门，很自然地成了晚清改革的中枢。
  • 总理衙门的成立在当时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屈辱性让步，“以夏制夷”仍是主流声音。

冯桂芬寄书曾国藩

  • 冯桂芬寄《校邠庐抗议》初稿给曾国藩，希望其作序以“托青云而显”，但曾国藩认为内容“多难见之施行”，未予回应
  • 曾国藩赞赏书稿“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但以学识浅陋为由拒绝作序，实际担忧内容引发麻烦
  • 冯桂芬提出清廷四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直指制度落后问题
  • 冯桂芬删改书稿中称赞西方制度的文字，如删除“传贤不传子”段落，批注“末句似不足为典”，反映其“胆不足”
  • 李鸿章评价冯桂芬“知洋情而胆不足”，认知超前但不敢公开传播
  • 冯桂芬以传统理念包装改革主张，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冯桂芬生前拒绝出版《校邠庐抗议》，仅以抄本流传，死后九年才正式刊刻
  • 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命官员讨论此书，仍遭保守派抨击，如徐承煜评“实属荒谬”
  • 冯桂芬与曾国藩的“怯懦”源于对时代环境的深刻认知，改革思想远超时代接受度

同文馆改革与满汉权力调整

  • 1862年是同治元年，清廷正式启动内政与外交改革，进入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的双头体制时代
  • 奕䜣与两宫太后皆是“庚申之变”的亲历者，见识过洋枪洋炮的威力，因京城沦陷与圆明园烈火而心胆俱裂，在引进西学的改革中心态更为迫切，立场更为坚定
  • 内政改革的核心是皇权与官僚集团达成新的和解，这也是“同治”年号最核心的含义
  • 肃顺当政时对待满员“恣睢暴戾，如奴才若”，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浑蛋多”
  •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弹劾也是肃顺维护；郭嵩焘等汉人知识分子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
  • 肃顺查办“戊午科场收贿案”，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的五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流放
  • 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户部档案，大火持续十二小时，文档全部付之一炬
  • 肃顺在倒台前夕**“奏减八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要钱耳”
  • 处决肃顺的消息传出后，京城的官僚们欢欣鼓舞，囚车经过时“怨家皆驾车载酒”围观，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
  • 慈禧太后的施政风格是“博宽大之名”，派人担任科场搜检工作时指示“勤慎当差、莫要多事”
  • 慈禧有着强烈的“满人本位意识”，曾责备奕䜣“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 奕䜣“满人本位意识”同样强烈，选派军人出洋接受新式训练时，选了450名八旗兵，10名绿营兵
  • 设立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是清帝国首次承认洋人语言也有学习的必要
  • 《天津条约》规定：英方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附汉文配送，待清廷培养出英语人才后不再提供中文版，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 《北京条约》再次重申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并给附汉文条约定下3年期限
  • 奕䜣担忧汉人学好了英语会去帮助洋人欺骗愚弄清廷，希望八旗子弟能够成才以掌管要津
  • 同文馆学生须优先从满洲八旗中选取，“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 京师同文馆成了典型的旗人学堂，广州同文馆后来也建议“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
  • 奕䜣想要尽可能重用满人来扩张满人的权力版图，但也知道将无知识、不合格者推上要职很危险
  • 奕䜣希望满人能够走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报名去同文馆学习，只有满人多多成才，清廷才能永远是满人的清廷
  • 但他的期望落空了

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

  •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近代科学是西方军事与工业技术的基础
  • 奕䜣决定让同文馆不再局限于培养翻译人才，奏请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科举正途出身者学习
  • 张盛藻指责让科举正途者学洋人奇技淫巧是重名利、轻气节，会误导天下读书人
  • 谕旨驳斥：天文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
  • 倭仁反对科举读书人向“夷人”拜师，理由是会**“变夏为夷”，动摇国本**
  • 奕䜣反击倭仁：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国家不受欺侮，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若没有其他良策，仅大谈忠义与礼仪，说这些就可以制服洋人，臣等不敢相信
  • 倭仁要求奕䜣做出绝对保证：必能使学生算学精通，进而造出机器，且读书人绝不被夷人蛊惑，否则不如不学
  • 奕䜣回应：臣等不敢保证，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办之事、能办之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
  • 奕䜣反将一军：既然该大学士认为不必师从夷人，请择地另设算术馆，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
  • 倭仁被迫承认：并不认识“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推荐
  • 奕䜣的策略：将反对者引入总理衙门，使其亲身体验后转变立场
  • 杨廷熙奏折开篇将旱灾归咎于同文馆：京城中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是“师敌忘仇”
  • 杨廷熙十大不解的核心观点：中国历代天文数学本为最精，何必师从夷狄；科举正途者学洋术必被蛊惑；自强应修内政而非学机器
  • 杨廷熙认为：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
  • 奏折被批为**“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 慈安太后阻止诛杀杨廷熙：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

同文馆争议与士林抵制

  • 倭仁遭到皇权打压后仍“盛负时望”，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以前更高
  • 京城读书人编段子支持倭仁，嘲讽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 湖南京官集体决定：凡进同文馆向洋人求学者，不准入会馆，众人集体抵制
  • 山西京官随即跟进湖南会馆的抵制行动
  • 李慈铭批评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认为这是“礼义尽丧”
  •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报考者都是为优厚待遇不顾名誉的失意无能者
  • 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科举出身者以学数学为耻
  • 初招98人，26人缺考，录取30人；半年后淘汰20人，仅剩10人
  • 倭仁与杨廷熙是清廷愚民政策所培养，如今反成自强革新的大阻碍

赫德执掌海关始末

  • 1863年11月底，英国人罗伯特·赫德被清廷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此后服务长达40余年
  • 赫德建立的近代海关系统对延续清廷国祚至关重要：关税收入从1849年的221万两（占财政收入5.3%）增长到1864年的787万两（占12%），再到1901年的2380万两（占27%）
  • 如果没有关税收入的大幅增长，晚清的许多改革将无钱启动，许多对外赔款也将无力支付，大清帝国很可能提前灭亡
  • 英方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两项基本期望：五口通商税则与关税额度一致，税额明确定下来，“不得留有些许余地，听由地方官吏专擅或任意处理”
  • 清廷官员不理解英方期望，回复称海关税则由中央制定，但地方有权开征经费，导致税额不可控
  • 茶叶出口正税每担不到纹银2两，但商人实际缴纳常达6两以上，多出部分因地方政策变动产生
  • 英国商人无法说清纳了多少关税，因商业活动依赖贿赂与人脉，而非正规制度，“人人都是贿赂公行”
  • 清廷货币制度混乱，铜钱和银两质量、纯度不一，缺乏确定的税则、明晰的税率与统一稳定的货币
  • 清廷没有人才和能力征收关税，设立“领事保关制度”，由英国领事监督英商纳税和打击走私
  • “领事保关制度”崩溃因清廷海关缺乏监管，腐败问题未解决，海关官吏对偷税漏税视若无睹，与商人勾结取利
  •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观察到上海成为“无赖冒险家的乐园”，走私和偷税漏税盛行，“中国官厅都是多少有些唯利是图和贪污腐化的”
  • 美国、法国条约无“监督本国商人不得偷税漏税”条款，导致英商处于不利地位，英国政府宣布终止领事干预保障中国税收
  • 1851年英国领事照会上海道台：“自即日起停止为保障中国关税的一切手续”，不再提供走私情报
  • 清廷公布新海关章程，加大打击走私力度，但走私状况加剧，因商人们“深谙与中国官员胥吏的合作之道”

晚清海关担保制度始末

  •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贸易停滞，英国商人无法缴税，领事阿礼国与上海道台吴健彰协商延期纳税，以资产担保换取出口许可
  • 英国公使文翰反对领事介入税务，担心引发清廷与英国领事馆的纠纷，要求除非得到吴健彰正式许可，否则停止担保做法
  • 英国商人控诉清廷懦弱无能，“对于它的臣民不能控制”，请求延期纳税以避免货物损失，但文翰拒绝，称不能因战争废止条约重要部分
  • 1853年9月小刀会攻占上海海关，吴健彰逃入英租界，试图重设海关遭英方抵制，理由是中立立场，不能保护清廷征税
  • 阿礼国制定“海关机构不存在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由英国领事馆代征关税，美国领事支持，英国政府赞同，但吴健彰和英美商人均不满
  • 吴健彰设立浮动海关，但奥地利商船逃税扬长而去，暴露其无效，引发法国、美国领事宣布免关税，英国随后跟进
  • 吴健彰在虹口重设海关及内地税卡，遭英美法三国领事抗议，称内地征税违背条约，恐带来“漫无限制的勒索”
  • 阿礼国提议由“诚实精干的外国成员与清廷合作”重建海关，三国领事与吴健彰会谈，达成雇佣外国人、领事介入权的协议，“外籍税务监督制度”就此成型
  • 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扩展洋员任用至各口岸，洋员改由清廷邀请而非领事推荐，洋员行为不再代表其国家，政府不承担责任
  • 1861年清廷设总理衙门，海关划归其下，任命李泰国为首任总税务司，1863年赫德接任，洋人掌控海关因能提供更多税收，新海关模式大幅增加税款上缴

赫德治下海关的廉洁形象

  •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是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尽管完全没有贪污腐败是夸张的说法）
  • 聘用洋人管理海关的动机包括对清廉的期待，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指责中国官员不按实征数目呈报关税
  • 洋人入主海关后，降低税率、砍掉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从1861年的500万两激增至1910年的3450余万两海关银
  • 海关为客卿管理之最大成绩，即税收确实奉公，人员廉洁自持，几鲜营私舞弊之恶习
  • 华员口述回忆资料显示，他们对外人代管并无恶感，认为海关优良制度的建立吸收了各国精华，洋人掌权时代在效率和纪律上优于国人当家
  • 海关档案佐证廉洁：1854–1870年，内班职员181名中仅1人因贪腐去职
  • 赫德维系中国海关廉洁的办法并不复杂：一是独立的监督机制；二是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
  • 独立监督机制包括：海关架构独立于清廷其他部门；引入英国先进会计、审计、统计制度；外部存在清廷权力部门和列强使领馆的监督
  • 人性化薪酬福利体系包括：细致考核制度（考绩优异者获额外薪金）；合理职级晋升制度（以资历为主）；高薪酬和丰厚养老金（贪污则养老金全失）
  • 赫德不相信“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恶，因此提升职员贪腐的风险和成本
  • 赫德个人是否贪腐尚难定论，但晚清海关的廉洁名声主要靠制度力量，而非赫德个人道德

太平天国覆灭原因探析

  •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偃旗息鼓，洪秀全去世，天京陷落，曾国藩处理洪秀全尸体时描述“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
  • 太平天国高层权力架构天然存在问题，李秀成认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是实际创建者
  • 洪秀全长期只是一尊偶像，起事后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洪秀全并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军政
  • 进入南京后洪秀全鲜少处理政务，清廷情报称杨秀清“一切号令，皆自伊出”，洪秀全“徒存其名”，“画诺而已”
  • 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冲突不可避免，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甚至斥责其行为
  • 洪秀全以极端宗教行为凸显权威，领导删书衙“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禁绝儒学焚毁古书
  • 曾国藩利用洪秀全的极端行为宣传，在《讨粤匪檄》中痛斥太平天国“士不能读孔子之经”，激发儒家读书人义愤
  • 杨秀清借“天父附体”反击洪秀全，明确指示“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要求保留四书十三经中“合于正道忠孝者”
  • 洪秀全最终策划“天京事变”血洗杨秀清势力，实现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只维持了短短8年
  • 洪秀全临死仍以宗教话术自欺欺人，声称“上天堂领到天兵百千万”，而李秀成等早已不信“天父天兄”这套空洞鬼话

太平天国初期动员机制

  • 太平天国起事之初，绝大多数教民不知此行是要举旗造反，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除此六人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因食相随，此是真实言也。

  • 为筹措粮饷，太平军采取地毯式扫荡掠夺，萧朝贵与韦昌辉等人逐村进行掠夺，将信众房屋焚烧殆尽，迫使信众无食无房只得跟随。

  • “打先锋”是太平军筹措军饷的常规手段，即以武力自民间榨取资财，贼入民家，开口问有妖否，答言无妖，便伸手索银，谓之买命。

  • 扫荡式掠夺的命令来自高层人物东王杨秀清，所谓“进贡”不过是用较好听的词对掠夺进行修饰，实为强制掠夺，家家户户都得参与。

  • 太平军在武昌搞的“进贡”运动是一种强制掠夺，不“进贡”的代价是要被抓去当兵，唯有积极“进贡”才有可能继续做普通百姓。

  • 纵火焚屋以裹挟民众成为兵力，被焚屋裹挟之人，转身便会相当积极地再去焚屋裹挟他人，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愤懑不平，必将其人掳来，同我一样，我心始快。

  •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并未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人力与物力汲取机制，军饷筹措依赖攻陷城池后接管府库银两、没收官绅资产，以及强迫百姓呈缴财富。

  • 太平天国重新起用地方士绅与旧衙门胥吏，但并非视为利益共同体，而是将征发劳役和征收田赋的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完不成便要用自家资财抵账。

  • 乡官职务一律只摊派给有家产的富人，被指定者要么逃亡，要么化身为酷吏，对百姓实施最残酷的压榨，加速了百姓逃亡和经济溃败。

  • 太平天国的人力汲取依赖裹挟百姓、吸纳游民与收容降军，募兵制下招到的士兵基本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兵源不稳定，无法及时补充人力损耗。

  • 这种汲取模式注定了天国的经济与军事皆无法持久，没有建立合理的物力与人力汲取机制，只能长期依赖非制度化的强力压榨。

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弊端

  • 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息，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
  • 《待百姓条例》出自洪秀全之手，引起南京城内外民众大恐慌，造成严重社会混乱。
  • 杨秀清回南京后颁布《安抚四民告谕》，承诺保护民众产业，“圣兵不犯秋毫”，希望“士农工商各力其业”。
  • 《天朝田亩制度》强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按人口平分耕地，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
  • 收获时，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的粮食外，余则归国库，包括麦、豆、布帛、鸡犬、银钱等。
  •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
  • 《天朝田亩制度》与《待百姓条例》本质相同，但措辞更隐晦粉饰，“余则归国库”较“本利皆归天王”显得宽容体贴。
  • 若政策实施，民众对劳作所产缺乏支配权，劳作热情必然骤减，仅满足于生产必需口粮，与征粮系统发生严重冲突。
  • 官僚征粮系统在缺乏民意制衡机制下拥有绝对优势，政策实施可能造就更大悲剧。

江南制造局与洋务改革

  • 1865年发生了许多影响晚清历史走向的事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地方督抚创办了晚清第一家洋务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标志着以引进西方先进器械和技术为核心的洋务自强改革正式启动。
  • 李泰国组建了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他本人的私人舰队，合同规定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指挥，清廷无法直接控制舰队，导致“阿思本舰队事件”以清廷亏损白银69.9万余两告终。
  • 奕䜣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总理衙门称赞丁日昌的建议“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并支持李鸿章与曾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
  • 李鸿章与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见识到西方坚船利炮之威力，李鸿章称洋人的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并怀着“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的心思开始创设制造局。
  • 江南机器制造局诞生于地方督抚之手，而非由改革中枢总理衙门直接创设，原因包括改革在地方遭遇的阻力远小于中央，以及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兵权、财权与人事权空前扩张。
  • 大学士兼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大呼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䜣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机，背后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政治官僚结成攻守同盟。
  • 地方督抚自己有钱，省去许多与中央的交涉，避免了争论，减轻了阻力，江南制造局早期经费未动用中央财政分毫，后期依赖海关收入按比例拨付，得到中枢持续支持。
  • 清廷在1865年还尝试引入国际法，总理衙门将300部《万国公法》分发给各省督抚，供处理外交问题时参考，虽仍固守“华夷秩序”，但已开始意识到条约与国际法的重要性。
  • “李福斯事件”让奕䜣见识到国际法确实有助于外交，他奏请印刷《万国公法》时仅将其定性为一种与洋人对抗的工具，价值在于“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平常时日仍坚持“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

李鸿章洋务思想演变

  •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1864年）
  • 李鸿章认知进化：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
  •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鸿章转向以工商业立国
  •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鸿章奏折）
  • 李鸿章抛弃旧观念，自认对西洋政教规模……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
  • 改革受阻：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 洋务实践困难：同文馆课程遭抵制，幼童留美被迫中止，铁路建设被驳为“似为外国谋”
  • 王闿运致郭嵩焘：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劝以“圣道”教化英国人
  • 王闿运主张：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
  • 传统士大夫的自信与共识成为晚清自强运动的持久绵长阻力
  • 恭亲王矛盾态度：印《万国公法》却称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

西学中源论的迷思

  • 黄宗羲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无视了“各自独立发现”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论提炼与现象觉察之间的差别。
  • 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
  • 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才被夷人捡了去发扬光大。
  • 王锡阐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老祖宗的旧法里其实都有，“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 康熙皇帝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同时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其政治目的是为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以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拥有的对满人的心理优势。
  • 康熙亲自参与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明确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才会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
  • 梅文鼎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说皇帝的研究独步古今，此前历代学者“皆所未及”，并全力帮助皇帝“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
  • 梅文鼎一再向人表态，说自己对皇帝提出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称“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
  • 宫中的传教士面对“你们的历法学问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除了重复康熙的御定结论，很难有胆量给出别的回答。
  • 阮元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张子平（张衡）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
  • 邹伯奇“论证”得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结论：“西方天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子》俱西洋数学也。……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
  • 薛福成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
  • 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均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必定拾我之牙慧”“西法固中国之古法”“西法之本出乎中”等论调。
  • 晚清知识分子高喊“西学源于中学”，以此来论证向洋人学习是具备合法性的——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向洋人学习也就不存在什么“以夏变夷”了，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
  • 黄遵宪虽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扩展至“天赋人权”这种理念，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
  • 薛福成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的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
  • 严复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称某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非真的了解，只凭着转述耳闻，再从中国古书之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放言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

首个官派考察团出洋

  • 186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清帝国首个官派考察团出洋，由六十三岁的斌椿率领
  • 赫德提议带中国官员去欧洲亲眼见识近代世界，但清廷因礼仪问题长期拒绝派驻外交官
  • 清廷不愿派外交官的主要原因是“礼节一层，尤难置议”，担心跪拜礼问题损害国体
  • 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力劝清廷兴办铁路、电报、派遣驻外公使，否则“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心寒”
  • 地方督抚对改革建议分歧严重：刘坤一认为派使节等于“将柱石重臣弃之绝域”，马新贻担忧洋人借机操纵内政
  • 恭亲王奕䜣找到变通之法：派低微官员随赫德出游，“与隆重派遣使节是两回事”
  • 考察团全由旗人组成，因清廷认为旗人更忠诚，“让旗人见识跑在时代前面”
  • 斌椿团队被定性为旅游团，唯一任务是“观览异域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再将所见所闻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 英国外交官密福特告诫欧洲勿过度优待斌椿团，否则中国人会误读为“我们民族多么伟大”

斌椿欧洲考察见闻

  • 斌椿考察团于1866年访问欧洲十余国，成果为《乘槎笔记》和130余首诗作，但未给清廷带回有价值的信息
  • 斌椿惊叹于欧洲城市的繁华，如公共卫生、绿化、路灯、公园和“夜夜元宵”的夜生活，对比北京“满街屎尿无人管”的肮脏环境
  • 他体验了近代器械如客轮、火车、电梯、电报、抽水马桶，并参观工厂、医院和博物馆，尤其喜爱歌剧院“山水楼阁，顷刻变幻”的布景和表演
  • 赫德希望斌椿通过访问改善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并推动清廷“善待西方技艺与科学”，但斌椿拒绝参与政治和外事活动，刻意逃避官方社交
  • 斌椿以生病为由回避重要活动，却频繁观看戏剧，表现出“一到白天健康不稳定，夜幕降临时便活力再现”的选择性行为
  • 马士总结斌椿的欧洲之行是“一种失败”，因他抱有成见，只愿记录新奇事物，回避政治文化内容，既执行总理衙门意志，也为自保
  • 斌椿在游记中对外事活动记载简略，避免“言多必失”，反映其谨守清帝国教条，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

文化误读的本土化视角

  • 仍不免被骂作“甘为鬼奴”，反映了当时保守势力对开眼看世界者的强烈排斥。
  • 斌椿具备“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的能力，并将欧洲事物进行本土化处理，例如将显微镜联想到《庄子》，自行车比作“木牛流马之遗意”，女演员唱歌视为“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 他对英国王室舞会的诗作描述极致本土化，如“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若不看标题，无人能联想到白金汉宫舞会。
  • 诗作背后潜藏“你们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有了”的畸形文化心态，催生出爆棚的自我陶醉感，如以“萧萧易水”自喻壮举，实则行程全程由赫德安排，毫无风险。
  • 斌椿自我吹嘘“愧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甚至自称“人间医国手”，在埃及瘟疫时作诗“囊中救世有灵丹”，展现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
  • 尽管斌椿努力回避欧洲政教、只关注表面繁华，并称欧洲人为“蛮貉”，帝师翁同龢仍痛骂他“盛称彼中繁华奇巧”，将夷酋称作“君王”，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定性为“盖甘为鬼奴者耳”。
  • 同行19岁的张德彝受“鬼奴”帽子束缚，但对欧洲都市印象极佳，称赞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柏林“楼房闳丽，道路平坦”，巴黎“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
  • 张德彝关注科技产品，记录电梯、火车、地铁、轮船、自行车、“铁裁缝”（缝纫机）、“制火宝机”（灭火器）等，创造“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但因传统观念拒绝接受避孕套。
  • 张德彝是第一个记录欧洲近代政体运作的中国人，观察英国议会民主议事、法庭判决体制、监狱人道做法，以及法国议会民主推举流程和德国君主立宪政体。
  • 与斌椿不同，张德彝年轻缺乏本土化处理能力，只能一面赞叹欧洲繁华，一面感叹自身卑微，源于清帝国落后和同文馆出身被士绅视同“鬼奴”。
  • 晚年张德彝告诫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希望后代勿学外语与西学，避免被骂作“鬼奴”，体现开眼看世界者的内心矛盾与卑微感。

蒲安臣赠华盛顿像

  • 蒲安臣赞誉徐继畬以难得的世界眼光撰写《瀛寰志略》，并感谢他将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
  • 徐继畬的复出是清廷在释放改革信号，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视为“好的迹象”
  •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几乎同时完成，但作者看到的世界大不相同
  • 魏源拒绝按新式地图将地球划分为五大洲，反援引佛典称地球只有四个洲，并论证中国是“四洲之冠”
  • 魏源的文化优越感体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文化礼教不及中国，并考证“西洋教”抄袭佛教和儒学
  •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没有基于盲目优越感的偏见，极少使用“夷”“胡”“狄”等贬损词，改用“泰西”“西洋”等中性词
  • 徐继畬对基督教没有太多抵触情绪，认为其“劝人为善”，与摩西十诫类似，但自信儒学不可取代
  • 徐继畬盛赞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认为像极了中国传说中“天下为公”
  • 魏源与徐继畬的人生履历大不相同：魏源欠缺与洋务的直接接触，徐继畬则负责涉外事务并与外国人士密切交往
  • 徐继畬孜孜于获取外部世界信息，雅裨理描述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热切得多”

《瀛寰志略》的争议与批判

  • 《瀛寰志略》甫一出版流传，即遭到时人的非议，被指“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 有人摘出“（日耳曼）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一句，略去“西土”二字，攻击徐继畬妄称王气已不在大清
  • 史策先批评该书“立言多有不得体处”，如称英吉利为“强大之国”，是“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
  • 曾国藩批评《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认为它助长了英国人的气焰
  • 徐继畬因该书声名狼藉，在“神光寺事件”中被弹劾为“袒护属员、包庇汉奸”，最终被罢职
  • 徐继畬自嘲为官多年“一钱不值”，《瀛寰志略》长达十余年无法再版
  • 李慈铭批评徐继畬“轻信夷书”，对华盛顿等“泰西诸夷酋”加以“雄武贤明之目”，称其“轻重失伦，尤伤国体”
  • 《海国图志》获得主流知识群体认同，因它在文化制度层面对“夷狄”采取蔑视和批判立场
  • 咸丰时代，“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
  • 徐继畬隐居后“闭门谢客”，但内心“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
  • 他心中念念不忘“死不瞑目”四字，恨不在饥寒，而在无法谏言时局

徐继畬重获启用

  • 1861年，因洋人不肯跪拜而誓死不肯接见外国公使的咸丰皇帝，终于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与之一同死亡的，还有他那“以夏制夷”与洋人决战的政治理想。
  • 恭亲王奕䜣与总理衙门启动改革，徐继畬重新进入朝廷视野，成为“总理衙门行走”，充当改革风向标。
  • 曾几何时，《瀛寰志略》让徐继畬成了清帝国知识界人人唾弃的臭狗屎；如今，总理衙门不但要重新起用他，还决定重印《瀛寰志略》，将之定为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
  • 1867年，徐继畬被任命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奕䜣希望他主持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二馆的改革，招收科举正途出身者学习。
  • 曾国藩同治六年十月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持续数月阅读《瀛寰志略》，是真当成知识在吸收，而非走马观花随便一翻。时代变了，曾国藩们也变了。
  • 徐继畬试图将同文馆转型为一所传授国际法、世界地理和西方天文历史知识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但招生阶段即遭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朝野舆论集体攻击。
  • 京师同文馆始终无法招到合格的学生，清帝国知识界的主流舆论与倭仁站在了一起。
  • 徐继畬年过七旬、老而多病，已非改革的启动者，在许多人心目中失去了批判的价值，李慈铭仅云“至于继畬，盖不足责尔”。
  • 这漫长的时光，已将“热血未寒，寸心不死”的徐继畬，蹉跎成了批判者眼中不值得批判的无用之人。无力于时局的他也只能“日唏嘘，不自得”。
  • 《瀛寰志略》国内反响以负面居多，但国际关注相当正面：日本两次翻刻该书，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决定赠给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
  • 1895年，来华传教士联名抗议《海国图志》等书中有许多污蔑、诋毁之语，导致民间教民冲突，但总理衙门拒绝查禁，回复称消灭谣言的最佳办法是“自修”。
  • 同为“开眼看世界”，《瀛寰志略》对文明的体察与叙述更为客观也更为理性，不但在努力“开眼看世界”，也在努力“正眼看世界”。
  • 时代愿意“开眼”，却未必愿意“正眼”。徐继畬带给清帝国知识界一个全新的世界，触及他们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引发心理上的抵制与排斥。
  • 每一个问题，都深深地触及清帝国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引发他们心理上的抵制与排斥。不愿回答，也不愿解决问题时，最好的办法便是解决掉那个提出问题的人。
  • 时代不喜欢徐继畬打开的那个世界，不愿承认那个世界是真的，所以时代主动将徐继畬和他的《瀛寰志略》淘汰出局了。

清廷首派外交使团赴欧美

  •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诏书：日本决定走“万机决于公论”之路，要打开国门“广求知识于世界”
  • 清廷同样面临“广求知识于世界”的机会，在美国人蒲安臣推动下组建首支正规外交使团出访欧美
  • 修约背景：清廷必须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适应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
  • 奕䜣主张集体决策，避免独断担责，认为目前只能“无妨暂事羁縻”，等待国力变强
  • 皇族代表奕䜣等人主张利用“臣民义愤”曲线驱逐洋人：鼓动百姓焚烧教堂、抢劫货物、诛杀洋商、凿沉舰船，再以“查办之词”拖延应付
  • 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主张改革自强：目前只能修约维持和平，“万全之策则自强而已”，并批判激进策略，“民心靠不住，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
  • 李鸿章直言实力不足：“目前兵力财力固有未逮”，十年后仍坚持**“施之与洋战……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 总理衙门结论：讲和与设防不可偏废，继续用条约实施“羁縻”，并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 **派遣使团原因：**西方对清朝虚实洞悉，而清朝对西方情伪茫然，且无法直接诘责外国政府
  • 总理衙门担忧：费用巨大、语言不通、缺乏专业人才，可能培养出“中行说”式汉奸
  • 最终决定：1867年底由蒲安臣率团出访，因时间紧迫且内部无合适人选，依赖其帮助
  • **曾国藩支持使团出洋：**认为即便多人不合格，其中也会有苏武、班超式人才
  • 李鸿章称赞总理衙门办法“至为周密”，官文主张“偶一为之”而非制度化

晚清首次欧美使团

  • 1868年清廷派遣首支正规外交使团，由美国人蒲安臣领导，成员包括英法协理及中国官员，行程遍及欧美多国。
  • 赫德虽非直接提议者，但长期敦促清廷向海外派遣使节，间接推动了使团的成立。
  • 清廷选择外国人领导使团的核心原因是为了维护“华夷秩序”和天朝颜面，避免礼仪冲突冲击传统体制。
  • 总理衙门奏折中明确表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 关键考量：中国官员若在外跪拜欧美君主，会损害清廷权威；若不行礼，则可能影响欧美驻华使节觐清帝时的礼仪要求。
  • 清廷训令强调“国体总不应改”，要求蒲安臣在行外国礼时声明“与中国体制不符”，以预留外交回旋余地。
  • 志刚在日记中以“礼从宜，使从俗”自我宽慰，接受外交现实与传统的矛盾。
  • 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借蒲安臣之行握手鞠躬之礼要求对等觐见清帝，遭总理衙门以“国情不同、皇帝年幼”为由驳回，策略奏效。
  • 皇帝的面子被视为国体的一部分，清廷通过外交操作成功维护了体制权威。

蒲安臣使团与清廷外交

  • 让外国人担任使团首脑，无疑是一桩极为危险的事情。 清廷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如“阿思本舰队事件”中英国人李泰国拿了清廷的钱，却致力于组建私人舰队。
  • 蒲安臣能得到清廷的信任，恰是因为他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给了清廷许多提点，且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参与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态、及时止损的关键。
  • 蒲安臣在演讲中宣称：清帝国已经走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 他鼓励欧美世界与清帝国接触，声称清廷已经睁开了眼睛，乐意在其悠久的文明上嫁接西方文明，并邀请商人和传教士。
  • 有论者认为蒲的言论“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和负责任的”，《北华捷报》批评其言辞荒谬，指出帝国官员与臣民都害怕变革，对政治持漠视态度。
  • 蒲安臣的夸张言辞虽不负责任，但反映了他对奕主持的总理衙门改革的期望，他言辞中拥抱世界的形象更多是对未来的期盼，而非现实。
  • 蒲安臣公开表示：“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 使团在美国达成《蒲安臣条约》，美国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被梁启超称赞为“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萧一山认为这是“中外订约以来最合理之事”。
  •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存在擅作主张的成分，清廷并未授权具体磋商，但训令允许蒲在“彼此有益无损事宜”上协商后报送批准。
  • 在英国，蒲安臣成功化解“扬州教案”引发的冲突，中英达成协定：此后再发生同类事件，“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英国外交部重申尊重中国主权和司法权。
  • 蒲安臣在给友人信中兴奋写道：“我在这里获胜，报界、政府和公众都同意《蒲安臣条约》的观点。” 他的政治野心是将该条约准则推广到全欧洲。
  • 在普鲁士，俾斯麦出具照会承认“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愿意与清廷和平相处、互相通商，以“助中国自主之权”。
  • 蒲安臣病逝于俄国任上，志刚记载他病重时仍忧心俄国事务，“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 蒲安臣出使前为中国制作龙旗，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象征，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 蒲安臣以演说将中国塑造成温和、开放的形象，欢呼中国准备投入近代文明，但这一形象未能反哺中国，清廷内部仍对近代文明抱持极大敌意。 倭仁断言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志刚的洋务使命

  • 志刚的使命感：出访欧美时已50岁，作为总理衙门官员，他自觉肩负寻找有益于国计民生之物的使命，而非仅走马观花。
  • 核心观点：“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强调学习西方技术以实现国家富强。
  • 记录重点：日记《初使泰西记》聚焦近代科技（如轮船、工厂、武器、机械），详述运作流程，“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只记录他认为对大清有益的事物。
  • 文化心态的撕裂：虽赞赏西方技术，却以传统思维解读新事物，如：
    • 评价伦敦动物园：“虽博则博矣……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以“四灵”传说否定其价值。
    • 解释蒸汽机：类比中医“心火肾水、任督二脉”，归为“天地生人之大机关”。
    • 批判纺织机器：“由利心而生机心……以炫好奇志淫之人”——肯定技术却贬低其动机。
  • 思维局限：受困于传统框架（如道家忌“机心”），无法科学处理新信息，例如：
    • 以“迷于痰”解释精神病，以“水精所凝”解释月球观测结果。
    • 否定西洋舞蹈和海滨浴场：“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强调国情差异。
  • 进步性贡献：首创“照相机”一词，摒弃玄幻解释，改为**“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体现祛魅化努力。
  • 根本局限：缺乏现代科学思维工具（形式逻辑与实验方法），导致**“独立思考虽始于赞赏，终归于荒诞”**。

清廷拒建铁路始末

  • 1869年的世界正在飞速前行，而清帝国则成功地将铁路隔绝在了国门之外
  • 英国驻华公使承认：游说清廷引进铁路与电报的努力已经全面失败
  • 洋商们发现清帝国交通建设落后，基础设施短板直接影响进出口货物总量
  • 总理衙门担忧修铁路后中国的山川险阻将失去效用，等同于门户大开自毁国防
  • 湖广总督官文警告：洋人表面谋商业利益，但很可能另怀有政治方面的隐秘图谋
  • 江苏巡抚刘坤一认为修铁路后**“我之隘阻尽失”**，国防可能会崩溃
  • 左宗棠认为：大清没有火轮车，自然用不着铁路
  • 曾国藩担忧铁路会破坏传统行业生计，没了生路一定会闹事
  • 李鸿章承认铁路是好东西，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主张宁可不修也不能让洋人修
  • 李鸿章提出对付洋人的“痞子腔”策略：以百姓抗争拆毁铁路为借口拒绝条约责任
  • 总理衙门采纳李的意见，对英国表示：铁路和电报“只希望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 此时距英国建成世界第一条铁路已40余年，美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46844英里，而清帝国仍在抵制

开放形象的外交助力

  • 李鸿章的“痞子腔”最后并没有用上，清廷通过改革树立了开放形象
  • 蒲安臣使团的宣传最为有力，帮助清廷在1868-1869年中英修约中获得体谅
  • 卫三畏警告：修铁路会夺走亿兆中国人的生计，成为统治者的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
  • 《蒲安臣条约》规定美国不干预中国内政，铁路建设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
  • 美国政府训令：只能劝告诱导清廷建设铁路，不能用危及中国稳定的手段压迫
  • 英国外交部指令：铁路不能作为条约权利要求，应由中国人自己实验进行
  • 美英基于对清廷国情的体谅，放弃了强行引入铁路与电报
  • 赫德密信揭示清廷抵制内地居留的两大担忧：治外法权损害威信，最惠国待遇扩大权利
  • 阿礼国在内地居留问题上选择让步，修约谈判中铁路与电报问题基本退出
  • 《中英新修条约》没有铁路修筑内容，奕訢汇报成功拒铁路于国门之外
  • 阿礼国认为：保全中华帝国不致瓦解最符合英国利益，需宽容政策与逐渐改革
  • 英国政府将铁路问题延缓到同治亲政，寄托希望于1872年的更深层次改革

吴淞铁路的隐秘兴建

  • 洋商通过欺诈手段修筑铁路：怡和洋行组织的“吴淞道路公司”以修马路为名，实际秘密修建铁路，试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廷认可。
  • 清廷强烈反对并坚持自主权：李鸿章强调清帝国是“自主之国”，铁路必须由中国自主经营，“断不能由人强勉”。
  • 外交交涉中的立场冲突：英方代表梅辉立主张由怡和洋行“代中国承办”铁路，清廷官员冯焻光强硬表态，甚至不惜卧轨阻止铁路运营。
  • 民间对铁路的实际反应并非抵制：《申报》报道显示民众对铁路好奇且欢迎，“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冲突仅涉及具体利益（如赔偿火灾损失），而非反对铁路本身。
  • 高层以“风水”和“民愤”为借口阻挠改革：李鸿章、刘锡鸿等人虽知铁路益处，却公开反对，理由包括破坏风水、自毁地利、扩张欲望等，实际阻力来自庙堂而非民间。
  • 刘铭传和李鸿章倡导铁路的国防与经济价值：刘铭传奏折称铁路能“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李鸿章列举铁路九大好处，但改革仍被搁置。
  • 吴淞铁路的悲剧结局：沈葆桢认为铁路“有损国体”，尽管商民联名请求保留，最终仍决定拆毁，清帝国第一条铁路就此消失。
  • 铁路的真正阻力在于统治阶层：底层民众无力反对，士绅和官员的保守思想与政治算计阻碍了进步，所谓“百姓必群起抗争”只是高层谈判的借口。

天津教案与谣言风波

  • "有人于黑早见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东关义冢地内殆非一次，偶为群犬刨出，见有一棺数尸者，于是津民哗然，谓此必洋人杀害小儿取其心眼，为端午节合药之用" - 天津教案的谣言起源，民众误信教堂残害儿童
  • 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 - 迷拐犯的供词被证实为虚假编造，迫于民意压力
  • 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过程中，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民愤遂被彻底点燃 - 法国领事的过激行为直接激化矛盾，导致暴力冲突
  • 底层民众的反教行为是一种集合了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简单指斥 - 反教运动的深层原因包括经济争夺、文化误解和制度偏袒
  • "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 - 民众反教的经济动机，涉及资源争夺和土地纠纷
  •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 - 地方官员的消极和偏袒加剧了民众的不满
  • "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 民众的绝望和反抗决心，反映底层对压迫的极端反应
  • 同治皇帝年轻气盛...“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 - 清廷高层的盲目自信，缺乏对近代军事差距的认识
  • 李如松主张“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 强硬派官员呼吁利用民愤对抗外国势力
  • 醇郡王奕强调“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 - 主张安抚民众而非惩罚，以维护统治基础
  • 左宗棠认为“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 建议采取强硬姿态，逐步消除外国压迫，而非妥协

中法外交危机与斡旋

  • 恭亲王奕䜣主张“以力遏兵船为第一要义”，强调消弭战争是首要任务。
  • 法国公使罗淑亚态度异常冷静，因天津教案涉及毁旗、杀官、伤民、焚堂四件重大情节，需请示国内。
  • 各国使臣警告：若清廷处理不当，“各国受损，将来势必协以谋我”，可能引发列强联合对付中国。
  • 奕䜣对避免战争缺乏信心，但仍建议派大臣赴法交涉，作为“豫遏兵船之一端”。
  • “论理者”主张驱逐洋人、雪耻振气，认为应趁势大张挞伐。
  • “论势者”认为兵端一开则各国联合仇华，清军无法长期抵御，可能重演“庚申之变”的耻辱。
  • 两派分歧本质是晚清改革路线之争：奕䜣派主张和平自强，奕譞派主张驱逐洋人。
  • 奕譞批评洋务派“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导致秉政者无定见，疆吏无所适从。
  • 奕譞提出六条自强策略，核心是收民心、摈斥异物、驱逐洋人，与奕䜣的近代化改革截然相反。

曾国藩的仕途困境

  •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的背景：朝廷对他显露出强烈的猜忌之心，湘军与淮军已成为清廷的芒刺。
  • 曾国藩的内心惶恐：他担忧自己与朝廷的君臣关系不能善始善终，密保及劾者皆未动，显示圣眷已差。
  • 调任的深层意图：强迫他离开湘军亲信环绕的状态，同时让他为朝廷编练新军队，应对洋人威胁。
  • 天津教案的处理困境：曾国藩被推至前台，原本负责的崇厚被调离，重任全压到曾国藩身上。
  • 曾国藩的健康与心理状态：他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频繁，甚至提前备好棺材，预感大限将至。
  • 舆论的剧烈反转：曾国藩从道德圣人瞬间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 现实的无可奈何：曾国藩既想保全理学本心，又迫于洋人势大的现实，最终不得不严厉处分官员和民众。
  • 朝廷的刻意算计：慈禧太后早有定见，让曾国藩为朝廷决策背书，并删减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破坏其公众形象。
  • 奏折删减的后果：朝廷刻意删去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使其显得偏袒洋人，加剧舆论攻击。
  • 处理结果的内疚：曾国藩坦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但仍认为保全大局比个人声誉更重要。
  • 民众的处决与反响：被处决的民众在刑场表现英勇，被视为烈士，反而可能加深民众对洋人的敌对情绪。
  • 李蔚海的担忧：处决民众无助于改善传教士境遇，反而可能激化矛盾，使死者成为民众心中的烈士。

清廷首次遣使致歉

  • 清廷首次派遣钦差使节前往海外向“夷人”致歉，崇厚携带的国书以外交词汇粉饰，并无致歉字样
  • 国书称冲突“变生民间”，完全不能代表皇帝与朝廷的意志，派崇厚前往法国是为了传递“衷曲”，以求两国“真心和好”
  • 醇郡王奕䜣反对，李鸿章担忧崇厚被视为教案罪魁，道歉可能被拒绝；李如松认为**“徒损国体”于事无补**，可能助长“夷人要挟之风”
  • 慈禧与总理衙门无视反对，坚持致歉，因“庚申之变”造成沉痛心理阴影，担忧教案引发战争
  • 崇厚抵达法国时正值普法战争，巴黎政府名存实亡；后遇巴黎公社革命，使团改道凡尔赛
  • 法国政府要求重开赔偿谈判，崇厚无权限；拒绝觐见首脑，因清帝仍未允许外国公使觐见
  • 法国公使罗淑亚施压要求授权崇厚重启谈判，总理衙门拒绝，担忧势单力孤谈判无好结果
  • 梯也尔接见时希望清廷执政者**“明白传教士实系行善有功之人”**，皇帝下旨告诉百姓传教士有德行
  •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建议在巴黎设公使馆
  • 晚清教案实质是囊括利益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民众愚昧不单是底层问题
  • 谣言传播有士绅阶层与官府同声附和的因素，《海国图志》扩散“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制药”谣言可信度
  • 天津知府告示用官府权威给谣言盖章认证，民间谣言、士绅专著与朝廷告示形成“证据闭环”
  • 曾国藩调查指出“迷拐挖眼剖心”子虚乌有，但朝野舆论在“证据闭环”中坚信愿意相信的东西
  • 对事物的准确认知需正确逻辑与充足证据，时代转型需更多人走出国门接触近代文明，见识广阔世界

消弭教案的努力流产

  • 清廷希望用条约文件的形式，将晚清的民教冲突有序管控起来，最终成果是拟定《传教章程》
  • 曾国藩认为民教冲突源于“教堂教民欺不信教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不能钳制”，建议朝廷严议传教章程
  • 《传教章程》核心八条包括：不准设立育婴堂、不准妇女入堂、教士归地方官管束、教案不得再议赔偿、教士不得潜往他省、教民需报官备案、教士应遵中国体制、买地建堂需报明风水
  • 总理衙门强调传教之事需规范起来，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教案问题，避免动辄上升为国与国战争
  • 清廷内部高度赞同，如英桂称“为维持全局计者无微不至”，丁宝桢喻为“一纸书胜于十万师”，曾国藩赞其“痛快淋漓”
  • 李鸿章预判失败，指出法国公使罗淑亚“偏袒教友”，各国公使不愿得罪法国
  • 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持拒绝态度，俄国公使责备清廷“似有抑苛之意”，美国公使镂斐迪指责条款“愚蠢”
  • 来华传教士强烈抵制，杨格非称服从中国法律意味着“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斐来尔担心章程通过会导致“传教士和中国信徒遭受磨难”

英国斡旋传教章程始末

  • 英国耶稣教与法国天主教有别，英国重通商而不重传教，并时恐天主教在中国滋事，有碍通商大局
  • 英国对清廷采取“合作政策”，主张宽容与渐进改革，认为保全中华帝国符合其长远利益
  • 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
  • “合作政策”包括欧美国家间合作、与清廷合作、承认中国合法权益及公正实施条约
  • 蒲安臣概括合作政策为：欧美列强互相合作；与中国官吏合作；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公正实施条约款项
  • 威妥玛奉行中立调停，既敦促清廷承担责任，也反对将教案责任全推给清廷
  • 英国外交部认为各国政府需约束传教士，避免其行为引发中国人怀疑和仇视
  • 威妥玛对《传教章程》提出逐条意见，未全面否定，但英国政府拒绝支持
  • 法国政府强硬回复：绝不同意章程，威胁两国友谊可能决裂
  • 清廷没有国家实力做筹码，无法让法国政府坐到谈判桌前
  • 清廷依赖条约外交化解中外冲突的首次尝试宣告失败

教案冲突与晚清政局

  • 天津教案对晚清政局走向产生的影响，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超其他事件，教案冲突的结果往往也是双输
  • 用“愚昧”责备教案中的底层民众是浅显的批评，驱除愚昧必须倚仗正确的思维逻辑与广阔的阅历见识，后两者又必须倚仗更深层次的改革与更大幅度的开放
  • 清末教案远非“愚昧”二字可以完全解释，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与制度冲突三者交融的产物
  • 赫德告诫：传教士必须努力避免干预中国司法，教徒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并服从国家法庭裁判，只有坚持此原则才能消除仇视
  • 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行动，正是在挑战清帝国的统治秩序，损害其核心利益
  • 教民与非教民在迎神赛会等民间活动中常持不同立场，文化冲突激化成利益冲突，如拒缴份子钱引发武力冲突
  • 传教士要求查还教堂和田产引发严重利益冲突，无上限追溯造成底层社会巨大震荡
  • 教民倚仗传教士形成新阶级，挑战了“官府﹥士绅﹥平民”的传统统治模式，变成更复杂不稳定的“官府/传教士﹥士绅/教民﹥平民”模式
  • 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冲突时动辄得咎，有“稍有不慎，即遭受处分”之感，甚至为保乌纱故意偏袒教民
  • 恭亲王奕䜣对英国公使说：“把你们的鸦片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
  • 文祥表示：撤销领事裁判权，商人和传教士便可自由定居；保留它则必须限制纠纷于条约口岸
  • 改革若变更清帝国的统治秩序，让清帝国不再是清帝国，则其必要性存疑

教案统计与晚清治理

  • 没人能准确知晓晚清究竟发生过多少教案，统计数据显示1860-1899年发生教案811起，但实际数量远大于统计
  • 教案遍及全国，且以与法国天主教的冲突为绝对多数，天主教冲突地点达600余处，新教仅100余处
  • 那些止于民教冲突、没有上报的纠纷对清廷而言意味着没有形成教案，但数量必然远大于统计数据
  • 教案对晚清地方治理造成极深影响，最终在1900年酿成震惊世界的“庚子之变”
  • 晚清教案的退潮没有发生在“庚子之变”后的1903-1907年，真正断崖式下跌是在1908-1911年
  • 原因或许在于科举的废除与谘议局的设立，这两项制度变革对基层治理秩序进行了全盘改造
  • 晚清教案是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与制度冲突互相交织的产物，对立面是一整套传统的基层治理秩序
  •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传统乡绅群体走向没落，新生代知识分子为出路向城市转移
  • 谘议局的设立诱使传统士绅离开乡土进入城市，数据显示89.13%的议员具有传统功名
  • 传统乡绅和新生代知识分子向大城市集中转移导致传统基层治理秩序全面崩溃，教案遂同步退潮

容闳推动幼童留学

  • 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容闳拒绝成为传教士，因深感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 目睹叶名琛屠杀广东民众后，容闳不再相信传统文化可孕育近代文明，刑场景象令他“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
  • 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 容闳的梦想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将清帝国改造为“少年新中国”，而非复兴儒家道统或清廷。
  • 曾国藩对容闳的相人之术：“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容闳在向曾国藩提议改革时，未优先提留学教育，而是迎合其想法主张设机器厂，以巩固幕府地位。
  • 留学计划通过后，容闳“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清廷早期留学提议

  • 1863年桂文灿提议效仿日本派遣留学生，但总理衙门以“急切实难其选”为由拒绝，显示清廷初期缺乏人才与意愿
  • 李鸿章对外派留学持谨慎态度，称“将来必有之举”但“未敢倡为是论”，反映当时舆论环境的恶劣
  • 1867年奕䜣奏请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遭集体抨击，显示保守势力对西学的强烈抵制
  • 外派留学需外交条约支持，但总理衙门对条约外交“并不明白”，无力推动
  • 1865年薛福成建议曾国藩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曾“嘉赏无已”却无行动，苦于无合适人才
  • 曾国藩1870年奏折中外派留学建议包裹在调遣陈兰彬的请求中，以试探朝廷态度，避免直接触发反对
  • 《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美互享留学最惠国待遇，为清廷派遣留学生提供外交依据
  • 李鸿章将外派留学与“和好大局”挂钩，精准利用清廷避免“庚申之变”重演的心态
  • 幼童留美计划获批是多重因素结果：天津教案恐慌、《蒲安臣条约》生效、容闳获信任
  • 总理衙门修改招生来源，主张从同文馆挑选“不分满汉”，实则优先扶植满人子弟
  • 同文馆几乎无人愿报名留学，因社会仍以读“夷书”为耻，招生被迫扩展至东南沿海
  • 幼童家庭需签署“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生死合同，朝廷推卸保育责任，视幼童为强国工具
  • 曾国藩称留学是为“海防制器”打基础，李鸿章期待幼童回国“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 容闳的隐秘愿望是培养中国第一批自由人，不止人身自由，更包括精神自由

首批留美幼童赴美始末

  •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发，正式前往美国。此后又连续派出3年，共计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平均年龄12岁。
  • 容闳积极安排幼童在美国的衣食住行，并咨询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等人关于最适合幼童的教育方法。
  • 诺斯罗普提议将第一批30名幼童，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居在美国家庭中，以便迅速学好英文，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获得家庭关怀，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不适。
  • 诺斯罗普指示寄宿家庭必须先教导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地理与算术，同时继续学习中文，培养坚忍、节俭、忠孝的中国美德，并养成经常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
  • 幼童温秉忠回忆：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 这种“家长式的爱护”，与清廷出洋肄业局对幼童们实施的“地狱式管理”，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 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经常在一些小问题小细节上与留学生们过不去，干涉学生费用需求、参加教堂礼拜、玩美式游戏、穿西装等。
  • 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冲突早已注定，无法避免。
  • 曾国藩与李鸿章看中陈兰彬的翰林身份，希望他为幼童留美抵挡舆论阻力。丁日昌解释：“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而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
  • 陈兰彬不甘心翰林身份只是摆设，设计了一套中文课程，强迫幼童花大量时间学习经史、会典与律例。
  • 曾国藩写信给陈兰彬：“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
  • 曾纪泽担忧幼童价值观被洋人带坏：“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
  • 薛福成告诫陈兰彬：“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
  • 陈兰彬既被曾国藩指定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绝不希望幼童“荒废中学”被洋人同化，绝不希望自己卷进舆论旋涡。
  • 曾国藩要陈兰彬放弃中文课程，好让幼童们“专学洋学”，其实是希望陈兰彬更有担当一点。
  • 陈兰彬出台严苛的《留学局谕告》，试图通过定期召学生诵读《圣谕广训》、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仪式，简单粗暴地灌输忠君爱国思想。
  • 幼童们给出洋肄业局起了个绰号，叫作“地狱之屋”。
  • 容闳责备陈兰彬“生平胆小如鼠，既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任何责任”，又说他“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感情极恶。既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
  • 问题不在陈兰彬的品行有问题，而是清廷的体制有毛病。
  • 出洋肄业局前后四任正监督，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与吴嘉善，都与容闳发生过矛盾，都曾指责容闳一味偏重西学，指责他袒护幼童将他们引上了所谓圣贤之道的对立面。
  • 有病的体制，驱使着这些正监督们必须如此这般去责备容闳。

留美幼童争议与撤回

  • 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 慈禧下令调查，若官员指控属实则撤职，若学生入耶稣教则遣返回国。
  • 陈兰彬回奏称总办常缺勤，帮办洋人习气重，已调离。
  • 吴嘉善主张中止学业，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理由是他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
  • 陈兰彬建议撤回后严加甄别，略好者充翻译，差者派往机器局、水雷局学艺。
  • 李鸿章建议“半撤半留”：裁撤出洋肄业局，但已入大学或毕业在即者由驻美使馆暂管。
  • 李鸿章挟洋自重，援引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大学校长意见，称“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 总理衙门听取四位正监督意见，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与吴嘉善一致声称幼童荒废“中学”。
  • 留美幼童被视为“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的无用之物。
  • 恭亲王奕䜣拍板撤回所有留美幼童，奏称“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 恭亲王决断与留美幼童皆是汉人有直接关系，怀满人本位意识，担忧汉人学得技术后与洋人联手挑战满人统治秩序。
  • 李鸿章长期孤军奋战支持留美事业，曾顶住压力称“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
  •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下令全体留美幼童及相关官员尽速回国，幼童分三批被集体遣返。

留美幼童的自由蜕变

  • 清廷派他们出洋的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外国功夫是工具，本国规矩是价值观
  • 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行为与《圣谕广训》背道而驰
  • 吴嘉善指责幼童“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 幼童不可能承担“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的重任
  • 归国幼童幻想热烈欢迎，但现实是“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 他们被关进荒废的“求知书院”，环境潮湿霉烂，“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 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被视为思想犯和假洋鬼子
  • 朝廷经济歧视：月薪仅四两银子，“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
  • 朝廷政治歧视：幼童毫无地位，“其监管也宛如犴狴之羁囚”
  • 社会舆论歧视：被骂“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鄙薄中国较洋人为尤甚”
  • 幼童自比“新生的树苗”，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 容闳因事业被毁而“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但预言幼童归国后观念巨变
  • 容闳认为“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这种观念“深入脑筋”
  • 唐绍仪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

同治放弃跪拜礼

  • 日本岩仓使团自欧美归国后意识到，欲谋求日本的振兴，不但需要引进先进技术，还需要更新政府组织结构，还需要改变与世界相处的思维方式。
  • 清廷在1873年做出了“巨大的改变”，终于放弃了跪拜礼，允许各国驻华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 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清廷未邀请各国公使，反而请求他们切勿在婚礼当天上街行走，约束本国在京之人待在家里。
  • 公使们普遍不高兴，法国公使热福理称其他公使“很愤慨”，英国、美国、俄国公使均未给来访者好脸色。
  • 清廷失礼的根源是纠结“公使们见了皇帝如果不肯下跪怎么办”，近代外交讲究平等，传统体制却讲究宗主国的体面。
  • 乾隆时代，清廷官员通过篡改外交文书来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例如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信函修改为下级对上级的呈文。
  • 马戛尔尼使团转递的英王乔治三世信函被清廷官员重写，原信介绍大英帝国成就，修改后变成英国国王吹捧“中国大皇帝”。
  • 乾隆皇帝知道并鼓励在翻译上做手脚，清廷组织翻译团队专门按照清廷意志篡改文书，以维护天朝体面。
  • 法国传教士贺清泰无奈表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敕谕中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语句；因为皇帝对待我们欧洲的国王们就像对待他们属国的小王一样。”
  • 清廷的“妙计”持续到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方文献记载使团“行礼如仪”，而英方文献称使团以英式单腿下跪礼节谒见。
  • 嘉庆皇帝比乾隆更重视“天朝上国”体面，愤怒于阿美士德使团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写下“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的朱批。
  • 到了同治时代，清廷已无法复制乾隆的“妙计”或嘉庆的强硬，因《天津条约》已有中英两国地位平等的明文规定。
  • 清廷唯一能做的只剩拖延，咸丰至死不回京，同治朝又以皇帝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为由长期拒绝公使觐见。
  • 为了保住旧式的、面向被统治者的小体面，清廷宁愿干出空前绝后的失礼之事，放弃新式的、面向国际社会的大体面。

公使觐见礼仪之争

  • 各国公使强调“使臣带着国书来到他国系两国和睦之证”，不予接见“系和睦不极之据”，并援引《天津条约》要求清廷兑现承诺
  • 《各国节略》中警告“中华若仍以使臣必须下跪，则再为晤谈，似未免徒费日时矣”，显示五国公使已失去耐心
  • 奕䜣在汇报中强调觐见问题载于咸丰八年条约，并解释“觐见二字自系尊崇中国之意”
  • 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曾提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条约已载明碍于国体之礼不可行，主张寻求中外礼仪间的折中方案
  • 奕䜣在谈判中坚持“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但描述对方“词颇为迫切”，称若行跪拜“即不得为本国之人”
  • 五国公使最终提出妥协方案：将免冠三鞠躬改为免冠五鞠躬，并承诺提前提交觐见词稿以供审核
  • 奕䜣警告若再不允许觐见，“是中国不能以礼待人”，并提醒觐见问题曾是“庚申之变”的借口，暗示避免重蹈覆辙

清廷觐见礼仪之争

  • 自亲政后，同治帝对西礼觐见并未多发议论，但奕䜣等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心里都十分清楚，其意存不甘
  • 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 洋人“断不肯以小节而开大衅”；恭亲王等人一向公忠体国，“必不遽遂其请”
  • 伏愿皇上独奋乾断，坚持不允，请皇上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不答应
  • 欧美各国与大清乃是“敌体平行之国”，不适用藩属国的跪拜之礼
  • 中国亦无权力能变更其各国之例，欧美各国无跪拜君王之礼
  • 不允许各国公使觐见，“于情未洽”，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 今天或许可以成功拒绝觐见，“仍不能拒之于日后”，但不可能永远成功拒绝觐见
  • 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等到发生了战争再来议和，再来允许觐见，就更不划算了
  • 现在是“数千年一大变局”。我大清以前只有对待藩属国的礼，没有对待“与国”的礼
  • 制定新礼的权力属于皇上，非我等臣子可以“妄拟”
  • 允其请于要挟之时而力不能杜，与允其请于恭顺之际而体尚无伤，此中得失之机，不待智者而决：与其等他们启动武力威胁然后我们再同意觐见，不如现在趁他们言辞恭顺就同意算了

紫光阁外交觐见仪式

  • 紫光阁在乾隆时代是展现十全武功的“军功纪念馆”，具有“怀柔远人”的浓厚含义。
  • 1873年6月29日，五国公使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觐见同治皇帝，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整整80年。
  • 觐见仪式中，各国公使行五鞠躬礼，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地传话。
  • 1873年的这次觐见是一次双方均不满意的妥协。
  • 欧美舆论认为问题未彻底解决，中国人不想承认“洋鬼子”的地位高于“朝贡者”。
  • 同治皇帝对洋人站立面前一事很不高兴，五鞠躬之礼未被载入《穆宗实录》和《起居注》。
  • 《京报》记载荒诞情节：英公使“五体战栗”、不能答话、国书落地、汗流浃背，恭亲王嘲讽“尔等不信，今果如何？”。
  • 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洋人“震栗失次，不能致辞”，称“自此不敢复觐天颜”，归因于“汉官威仪”和“神灵震叠”。
  • 平步青笔记中的版本更添江湖气息：神机营露刃、进门即锁、带刀上殿、恭亲王群嘲“草鸡毛”，洋人“浑身发战”“奉书屡次坠地”。

日本侵台与清廷外交失策

  • 清帝国在1874年遭受的最大冲击，是日军以弱旅入侵台湾，而已改革多年的清军却无力将之驱逐，只能褒赞日军侵台乃“保民义举”，以向日本政府支付白银50万两的代价解决争端。这是一次衡量改革成色的危机。
  • 柳原前光抓住“置之化外”这个把柄，声称既然清帝国管不了这些生番，那么日本将“立即前往‘征伐’”。
  • 柳原前光玩了一套文字游戏，刻意将清廷天下观语境里的“置之化外”等词，曲解成了近代主权理念中的“番地无主”，进而宣称日本可将其据为己有。
  • 中国的传统天下观，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皆自视为文明的中心，然后依照“王化”程度的不同，将整个天下区分为多个层级。
  • 李仙得视清廷为主权国家，也知道清廷一直视台湾为领土，不容他国侵入，故对清廷官员的推托相当不满，曾责备道：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所谓生番地区“非归王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 总理衙门密函指示闽浙相关官员，要他们一定要牢牢守住台湾生番居住之地也是大清领土这条底线：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同时，生番未归“王化”，尚在清廷法律的管辖之外。这两个事实是可以并存的，后者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
  • 李仙得依据1867年处理“罗佛号事件”的经验，开始向日本政府推销“台湾番地无主论”。
  • 明治政府得到李仙得的智力支援后，既了解欧美近代主权理念，也深悉清廷传统天下观理念下的外交漏洞。
  • 毛昶熙的回复：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 日方档案所记毛昶熙的回复，仅有：“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番，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
  • 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大力渲染副岛种臣使团通过诈术和断章取义得到的“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等字眼，将其当成证明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为无主之地”的核心依据。
  • 《要略》第一条便声称：“台湾蕃地，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逮之地，其证据在于从来清国刊行之书籍，特别是去年前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朝官员之回答，可以判其为‘无主之地’。”

清廷对日侵台毫不知情

  • 对日本政府在1874年4月之前的种种侵台部署，清帝国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都一无所知
  • 福建官员消极应对情报，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处置建议仅是“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 清廷中央首次获悉日本侵略台湾的情报，是在4月中旬，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告知总理衙门
  • 威妥玛向清廷提出四个关键问题，涉及台湾主权和日本出兵合法性，并称清廷的答复将决定英国是否认同日本的行动
  • 总理衙门拖到5月20日才书面答复，声明生番“其地究属系中国地面”，但日本先锋部队5月3日已抵达厦门
  • 日本驻厦门领事刻意将“征台书”送给低阶官员厦门同知而非闽浙总督，以拖延清廷反应时间
  • 日军5月7日登陆台湾，清廷5月11日交涉要求撤兵时，侵略行动早已开始
  • 总理衙门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正式声明全台湾皆系中国领土
  • 日方7月15日才傲慢回复，拖延原因包括清廷没有驻日使节，照会需由英国人带去，路途耽搁
  • 固守“天朝上国”礼仪，不愿派遣常驻使节，导致对海外情形茫然无知，是清廷步步落后的重要制度因素
  • 固守传统天下观，对近代主权国家观所知甚少，是清廷频频落入日方陷阱的重要文化因素
  • 事件成为晚清天下观与国家观此消彼长的分水岭，总理衙门第一次急切意识到必须接受《万国公法》的主权观念
  • 5月14日清廷上谕明确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
  • 总理衙门批评闽浙总督李鹤年使用“番地腹地究有区分”的说法，强调**“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
  • 另一谕旨更明确：“生番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
  • 总理衙门禁止疆臣在对外交涉中使用“化外游民”等词汇，因日本正拿“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大作文章

清廷对日外交与军事应对

  • 日本政府正式回复清廷照会时，其在台湾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原住民战败，或撤入深山或选择投降，日军开始做长期驻扎台湾的计划。
  • 清廷的处理手段是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
  • 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为首，各国驻日公使（包括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在内），集体表态反对日军侵台。
  • 巴夏礼于4月16日驳斥日本政府：“我本人曾在清国逗留二十多年，一直认为台湾全岛都为清国政府所有，而实在难以理解贵国政府以何理由确定其非清国政府所有？”
  • 压力之下，美国驻日公使宾含不得不改变立场，向日本政府表态中立，同时不允许美国船舶及现役军人参与此事。
  • 失去了外交奥援，也没有了国际舆论支持，且驻台日军已因疫病死亡600余人……日本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
  • 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对《万国公法》则采取回避态度，以求避免再度坠入对方的文辞陷阱。
  • 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明言：“即以万国公法言之，贵国举动是否与公法中一一相合，自有公论，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
  • 文祥也在回复中说，“公法专录泰西事，中国不在其列”，以《万国公法》之“万国”并不包括中国为由，拒绝与大久保展开讨论。
  • 清廷在条约中做出了极其巨大的妥协，不再追究日军的侵略行为，反承认日军出兵的动机是“保民义举”。
  • 侵略者毫发无损，反在无战场优势和国际环境优势的情况下，于谈判桌上得了“义举”“赔款”与“琉球人被承认为日本国属民”三项丰厚的利益。
  • 大久保利通在条约签订之后兴奋地说：“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 大久保在日记中坦言，若清廷拒绝退让，则日军唯有再启战端，他很忧心日军敌不过清军，且认为日军对清朝宣战没有合法名义。
  • 李鸿章盘算清廷实力，尤其是海防情状，并无把握在台湾彻底击败日军。
  • 李鸿章还说，他自己知道这个建议“为清议所不许”，一定会遭到朝野清流们的攻击，但“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
  • 清廷此时也有一种内忧外患之感。内忧方面，主要是指年轻的同治皇帝……雄心勃勃筹划着要将权柄从总理衙门和地方督抚手里收回。
  • 外患方面……清廷很难对欧美各国抱有信任之感，事实上清廷也从未与任何一个欧美邦交之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忍辱图强与海防筹议

  • 李鸿章认为赔款虽损国体，但比开战更划算：“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奚啻数千万”，以50万两解决争端可省下数千万用于海防。
  • 李鸿章呼吁卧薪尝胆，勿事过嬉娱：“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 奕䜣奏折直言自强无实，后果堪忧：自庚申之变后“至今并无自强之实”，日本侵台事件显示“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果不堪设想”。
  • 文祥警告日本威胁源于铁甲船差距：日本“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清廷因“制备未齐”而迁就了事，强调“亟求整顿”。
  • 文祥临终呼吁速购军械：“赶紧筹款购买，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办妥”，体现忧国之心。
  • 主流观点认为明治维新失败导致日本内乱：文祥称日本“改变旧制，大失人心”，恐重演明末倭患；刘坤一认为日本“财尽民愁，亡可立待”；丁日昌讥笑日本“更正朔易衣冠，为识者所窃笑”。
  • 王凯泰指日本因改革贫困而铤而走险：日本“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建议清廷拉拢日本远离洋人。
  • 李鸿章独持异议，肯定明治维新成效：日本“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称日本“势日张，志不小”，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 李鸿章主张务实应对：强调引进铁甲船等武器需慎重，避免购旧货，并呼吁派驻公使以窥探敌情。
  • 民间知识界轻视日本，主张主动进攻：陈其元称日本“人人思乱”，建议中国“径捣长崎，逼进倭都”，以攻为防。
  • 海防与塞防之争暴露清廷财政困境：左宗棠建议“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实际执行仍是“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
  • 数据揭示海防投入不足：1875—1884年塞防支出8000万两，占财政1/10；而1875—1894年海防经费仅4200万两，半数被挪用修颐和园。

同治帝逝与慈禧重掌朝政

  • 1875年是晚清改革命运难测的一年，同治皇帝去世，慈禧太后借立幼主再次垂帘听政，但她的见识不足以适应时代转型。
  • 同治皇帝亲政后对改革派官僚集团表现出敌意，不喜欢“同治”共治天下的理念，试图通过重修圆明园彰显权威。
  • “朕将皇位让给你恭亲王如何？”——同治帝在冲突中激烈质问奕䜣，暴露其与辅政亲王的深刻矛盾。
  • 重修圆明园被帝师李鸿藻批评为 “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反映财政空虚与皇帝一意孤行的冲突。
  • 御史游百川廷诤 “声震殿瓦”，代表官僚集团对皇帝滥用权力和浪费资源的强烈反对。
  • 李光昭案暴露内务府腐败与皇帝轻信，商人以“奉旨采办”名义欺诈洋商和朝廷，导致工程丑闻曝光。
  • 恭亲王奕䜣等十位王公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工，显示 改革派与保守皇权的直接对立。
  • 同治帝以 “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 罪名革除奕䜣爵职，暴露其独裁倾向与对辅政势力的怨恨。
  • 两宫太后最终出面制止皇帝对大臣的惩罚， 慈禧通过政治干预恢复奕䜣职位，凸显皇权内部博弈。
  • 圆明园风波中 皇帝几乎站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包括王公、御史、地方督抚等26人公开反对。

同治帝的约束与反抗

  • 同治帝执着于重修颐和园，目的是摆脱慈禧太后的约束，长期处于慈禧严密管教下，即使大婚后仍被监视。
  • 慈禧希望培养贤明君王，告诫同治“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导致皇帝“终岁独宿乾清宫”。
  • 同治帝喜欢“微行”出宫，甚至有眠花宿柳之举，朝臣中是不公开的秘密，翁同龢日记含蓄记载其出宫行为。
  • 重修圆明园既为安置慈禧以减少其干政，也为了挣脱慈禧控制的牢笼，效仿乾隆尽孝先例。
  • 同治帝政治表现轻狂躁进，决策情绪化，缺乏慈禧的隐忍与得体，曾妄言尽歼洋人。
  • 帝师李鸿藻劝谏同治专注学问，指出“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但约束皇帝的期望仍寄托于慈禧。
  • 同治帝暴毙，官方称天花死因，但民间传言梅毒，御医为自保可能隐瞒真相。
  • 有学者认为同治同时感染天花与梅毒，两种疾病合力加速死亡，御医选择按天花治疗以避免风险。

慈禧独断立幼帝

  • 慈禧与慈安独断决定立4岁载湉为帝，未与奕䜣等军机大臣商议，枢臣主张“择贤而立”遭否决
  •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慈禧以此否决皇室近支年长者，暗责奕䜣之子载澂学坏无可救药
  • 慈禧贪恋权力，选择幼帝以延长垂帘听政，同时借教育问题排除政敌奕䜣的势力
  • 光绪即位后清廷重回慈禧垂帘、奕䜣辅政格局，但奕䜣已无议政王头衔，权力由“双头体制”变为慈禧决策、奕䜣执行
  • 慈禧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精于帝王术，但缺乏近代科学、文化和政治常识，无法引领时代转型
  • 迷信“神术保国”：庚子年慈禧深信义和团神功，谕旨派“深通佛法”的僧普济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
  • 文化认知落后：长期相信传教士挖眼制药等谣言，信息茧房深重，知识结构停滞更新
  • 政治理解谬误：将“立宪”误解为削督抚权、固君权，直至临终悔叹“不当立宪”
  • 曾国藩评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评奕䜣“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 晚清改革最深痼疾：有见识者无权基，有权基者无见识，领袖无能应对数千年大变局

马嘉理案与外交危机

  • 郭嵩焘被清廷选中派往英国，成为首位驻外公使，是多重因素同时汇聚到一起后的结果，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案。
  •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是名中国通，既了解清廷的实力，也熟悉清廷政治运作的逻辑，在交涉“马嘉理案”期间始终牢牢把握主动权。
  • 威妥玛深知清廷在外交冲突中必欲维护地方大员的体面，视之为“朝廷体制”，故坚持要求总理衙门将云南巡抚岑毓英召来京城对质。
  • 总理衙门以不处分岑毓英为中英交涉的底线，宁可在其他方面多做让步，也绝不愿将岑召来京城。
  • 威妥玛深知慈禧太后与总理衙门众人皆对“庚申之变”怀有忧惧，故谈判期间屡次以降旗离京的方式对清廷实施武力恫吓。
  • “马嘉理案”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了结，威妥玛不但实现了惩凶、赔款、道歉等要求，还得到了云南将来可开放通商等额外利益。
  • 赫德建议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成为常驻海外的外交官，并指出清廷没有常驻海外的使节直接导致外交上长期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
  • 没有驻外使节的危害不胜枚举，例如清廷无法了解“合作政策”在欧美的被接受程度，也无法获取日本侵略台湾的情报。
  • 英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策略，清廷因无驻英公使，无法获取第一手情报，导致交涉中基本等于两眼一抹黑。
  • 总理衙门在1875年6月颁布命令，正式将筹设驻海外使领馆一事提上日程，并于8月28日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正使。
  • 清廷用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由恭亲王奕下定决心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以实现外交转型，结束漫长的盲人摸象时代。

郭嵩焘奏参岑毓英失当

  • 今时督抚一劾便动，独一谋杀洋人，即微过亦不肯以加之，而又无辞以折服洋人。人才如此，求无误国病民不可得矣。
  • 与洋人交涉，不求所以自处，而安坐以听洋人之挟持，念此为之气短。而士大夫相与蚩蚩，横生议论。朝无大臣，遂使群口嚣然。
  • 朝廷办理洋务30年，中外诸臣还在玩南宋以来的那套老把戏，搞什么“以和为辱，以战为高”，谁主张与洋人讲和谁就是汉奸，谁高喊与洋人决战谁就最爱国，实在是不可理喻。
  •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 “洋务无可办法”指的是郭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朝廷的认同；即便得到认同，总理衙门也无力将之实现。
  • 慈禧太后安抚郭嵩焘：“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 慈禧强调：“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
  • 湖南士子们组织聚会痛骂郭嵩焘，结队出动焚毁了郭出资整修的上林寺，并张贴告示扬言要捣毁郭宅。
  • 去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责。家乡士子，直诘臣以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
  • 正是未出国门，已人神共愤。

郭嵩焘赴英的屈辱与远见

  • 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 天下议论汹汹，已不将郭嵩焘当人看待，这是时代的主流意见。
  • 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 能认知到“洋患”的由来并不仅仅是洋人的骄横进逼，也有“天下人心”过于荒诞、举国愤愤而无理智的缘故，这是郭嵩焘领先于时代之处，也是他的悲哀之处。
  • 西洋以邦交为重，盖有春秋列国之风，相与创为《万国公法》，规条严谨，诸大国互相维持，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 在郭眼里，欧洲近代外交不但有《万国公法》这样的制度建设，还有“诸大国互相维持”的制度自觉，较之翻云覆雨、唯利是图的合纵连横式外交，可谓胜出远矣。
  • 中国以远人为大忌，以和为大戒，锢蔽于人心。 这种思维自南宋搞到现在，只剩下了喊打喊杀的“虚骄之气”，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一无是处。
  • 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 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参奏，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 百姓花钱买邮票，就可以利用邮政系统将信件寄到数万里之外，政府也可以通过邮政系统每年收入“千数百万磅”，这实在是一种既方便民众又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 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
  • 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 通过各自表达主张、向对方提出质疑，以及回应对方的批评，来确定事情的是非，进而决定谁成为“秉政者”。
  •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认为西洋是以“有道”攻中国之“无道”，形势危急。
  • 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矣……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失去了“道”，有些人非要说我们才算“中国”，其他都是夷狄。这种狂妄自大，我实在不能同意。
  • 如今政教风俗，欧洲诸国远胜大清，他们看待我们“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然而，“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决裂

  • 郭嵩焘知道自己日记里的言论，会刺痛国人脆弱的神经，引发他们的愤怒。但他没有想到，骂自己最凶、最具杀伤力的人，却是副使刘锡鸿。
  • 刘锡鸿对随郭嵩焘出使却只得了参赞的职衔颇为不满，他意在三品的驻英副使。刘认为郭作为朋友不够意思，郭则对他解释：一开始的参赞是我推荐的，后来的副使也是我推荐的。但刘锡鸿不信。
  • 刘锡鸿认定：郭嵩焘既然在国内时就看过国书，却未指出国书中存在这一问题，多半是存心要给自己难堪。
  • 刘锡鸿写奏折给朝廷要求撤销副使名义，允许自己回国，即是在表达对郭嵩焘的不满。
  • 郭嵩焘感慨自己“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背畔者”，但又宽慰自己，说刘锡鸿是一个“直性”之人，时下又怀有一种“牢骚抑郁”的情绪，“亦无怪其然也”。
  • 刘锡鸿的“牢骚抑郁”，与他的“副使”地位迟迟难定有直接关系。各国均只设公使而无副公使，这让刘锡鸿的身份非常尴尬。
  • 刘锡鸿接到总税务司赫德的电报，获悉自己已被清廷改派为驻德国公使。这一天也成了郭、刘关系的分水岭。刘开始在各处场合显示一种与郭分庭抗礼的态度。
  • 刘锡鸿埋怨郭嵩焘接到上海方面的电报，总是自己拆看，并不通知刘锡鸿来一同阅读。这一怨念背后蕴藏着的，是刘获悉自己将成为驻德国公使之后，欲与郭嵩焘平起平坐的微妙心态。
  • 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 刘锡鸿列举了郭的三项罪状：“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 郭嵩焘写了一道奏折，请求向朝廷销假回国，同时还写了三道奏折弹劾刘锡鸿。第一道总体陈述刘锡鸿的种种问题，说他是一个“绝不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
  • 刘锡鸿上奏弹劾郭嵩焘，给郭罗列了十大罪状，包括“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令小妾学洋语，败坏中国闺教”等。
  • 张佩纶弹劾郭嵩焘不该带着家眷出使，说郭嵩焘让家眷与洋人相见是在“招摇过市，取悦洋人”，闹到“四海播闻”的地步，实在是给大清国丢脸。
  • 郭嵩焘在日记中说：自己带着梁氏漂洋过海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既然如此，反倒定要在回国之前携梁氏去拜见一次英国女王，让她成为中国“夫人外交”的第一人。
  • 朝廷下旨训诫郭、刘二人：“本以堂堂中国之使臣，而举动若此，何足以示协恭而御外侮？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 朝廷同意了郭的辞呈，且将刘锡鸿也一并撤职。郭嵩焘甚为高兴，在日记中写道：“广东生至是而盛气尽矣。中国使事，于是始稍有生机，闻者皆为称庆。”

刘锡鸿与郭嵩焘关系演变

  • 刘锡鸿对待郭嵩焘的态度，与慈禧和总理衙门对待郭嵩焘的态度，其实是高度同步的。
  • 慈禧太后抚慰郭嵩焘：“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
  • 李鸿章透露总理衙门对郭嵩焘日记存在分歧：“执事日记一编，初闻兰孙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庭。总署惧而毁版。”
  • 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截然不同，尽管所见所闻相同：郭嵩焘赞誉英国政治远胜中国上古三代，刘锡鸿却说英国文明是“中国圣教”的果实。
  • 刘锡鸿选择用传统逻辑解释近代文明：“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
  • 刘锡鸿声称英国富强源于学习中国圣教：“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 刘锡鸿反对改革，主张回归祖制：“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 刘锡鸿认为西学只是“工匠技艺”之学，“绝不该由读书人去讲”，只可“聚工匠巧者而督课之”。
  • 郭嵩焘指出刘锡鸿的“逢迎诡合之术”，称其言行是 “心是口非”。
  • 沈桂芬批评刘锡鸿：“刘云生天分高，以能贬刺洋人、邀取声誉为智，此洋务所以终不可为也。”
  • 郭嵩焘弹劾刘锡鸿：“终日闭门编造语言”诓骗总理衙门，若信其言将“召衅启侮，所损尤多”。
  • 李鸿章评价刘锡鸿：“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但不可信赖。
  • 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反被朝廷 “诏斥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
  • 曾纪泽为郭嵩焘辩护：“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 慈禧回应：“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
  • 郭嵩焘晚年指出洋务运动弊端：只“专意考求富强之术”，却不探究“政教风俗本源之所在”。
  • 清廷拒绝为郭嵩焘立传：“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 1900年仍有官员奏请 “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饥民求援传教士

  •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 朝廷和地方官害怕外国传教士，已是大清国广为人知的一种常识。
  • 饥民代表请求李提摩太领导暴动：“大家希望我能作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
  • 李提摩太拒绝暴动：“暴动一旦开始，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
  • 太原以南140里：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甫’和送丧者。
  • 距太原270里：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 距太原290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
  • 太原以南450里：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
  • 太原以南530里：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
  • 牛庄村石碑记载：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
  •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
  • 山西灾情惨烈：村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
  • 李提摩太困惑无人抢劫富户，发现原因在于官府高压政策：“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
  • 山西人口锐减：1877年全省人口1643.3万人，1883年仅1074.4万人，净减568.9万人。太原灾前人口约100万，灾后仅剩5万。

鸦片财政与山西粮荒

  • 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携资出外贸易营生，自经东南兵燹，生意亏折，富者立贫，元气大伤。
  • 山西土地贫瘠，百姓多以商业谋生，仅十之二三种地，丰收年份亦需仰给邻省，1877年大旱更致颗粒无收。
  • 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五谷反置硗瘠之区。
  • 山西竟“弃田之半”种鸦片，南北产粮区皆被罂粟侵占，致粮食极度匮乏，需高价跨省购粮。
  • 1859年《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变相宣布本土鸦片种植合法化，产量大增，吸食者数量激增。
  • 云南三分之一的耕地种罂粟，清末更达十分之六；贵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四川川东无处不种，山林槁瘠之区皆资罂粟为生计。
  • 罂粟种植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国产鸦片产量远超进口。
  • 本土鸦片逼退进口鸦片，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已占市场主导，印度鸦片被逐出多省市场。
  • 清廷以“种烟弛禁”抵制进口鸦片，李鸿章主张“暂行弛禁罂粟”，称可“夺洋商利权，并可加赠税项”。
  • “寓禁于征”实为幌子，地方官僚为扩大税源，鼓励乃至逼迫种鸦片，导致官民皆利却流毒无穷。
  • 鸦片税厘成财政支柱，广东年收百万两，禁烟则巨款无着；全国洋土药税年入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利赖在此。
  • “寓禁于征”实际目的乃在于征税，而非禁烟，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
  • 1909年山西禁烟后财政骤亏，岁亏银百万两，新政无钱推行，却忘丁戊奇荒饿死数百万之惨剧。
  • 清廷决策层优先选择政府收入而非民众温饱，鲜有当真践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清廷对洋人赈灾的戒备

  •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 尤春畦认为儿童被西方宗教诱惑比饿死更严重，反映了士绅对文化渗透的极度忧虑。
  • 朝廷极不喜欢洋人赈灾，担心其“怀柔远人” - 清廷视洋人赈济为收买人心和挑战权威的行为，优先维护政治控制而非灾民生存。
  • 外国捐助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 - 朝廷谕旨中明确表达对洋人赈灾动机的怀疑，强调潜在的政治风险。
  • 李提摩太的赈灾能力显著 - 他在山西发放赈款12万余两，救助15万余人，实效远超地方官府，但朝廷仍警惕其宗教意图。
  • 谢家福主张“跟踪济赈”和争夺难童 - 士绅主动对抗洋人赈灾，优先防止儿童“人心外属”，甚至拒绝成人赈济以集中资源。
  • “抗夷优先”理念支配行动 - 谢家福明言此行目的为抵抗夷人而非单纯赈济，强调“中外之界限”高于人道需求。
  • 河南灾民拒受洋赈，谣言盛行 - 地方士绅煽动排斥洋人，散布虐待谣言，甚至威胁暴力，成功阻挠传教士参与赈灾。
  • 民间士绅是赈灾核心力量，但困于“夷夏之防” - 谢家福等人筹集巨款（如43万两赈山东），活人无数，却深陷传统排外思想，矛盾于救国与守旧之间。

武举废除之难

  • 1878年日本效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开始全面学习德国陆军，而清廷在同一年却驳回了废除传统武举的建议，错失军事改革良机。

  • 19世纪40年代的清军腐败黑暗至极：军官士兵社会地位低贱，吃空饷是常态，军饷克扣与贪赃枉法普遍存在，例如广东绿营开设赌场，福建水师租战船给商人，广东水师核心收入依赖鸦片走私。

  • 茅海建评价清军：“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 英法联军轻松攻破北京城，与清军的腐败直接相关，这也是晚清军事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恭亲王奕䜣在1864年奏折中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 李鸿章同样强调自强需“学外国利器”，并主张“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因中国自身技术落后，传统著作如《则克录》《演炮图说》内容浮浅附会，无法造出与西方媲美的武器。

  • 左宗棠指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技术，尤其是造船与海军建设。

  • 日本在19世纪前半期已引入大量西方军事著作，如《西洋火攻神器说》《三兵战术》等，整个江户时代西方军事著作达289种。明治时代后更以英国为海军建设模板，教材全盘翻译自英国，并高薪聘请外国教官，派遣军官留学。

  • 湘军是一支传统军队，曾国藩的建军原则有三：

    • 以儒生为将，与清廷八旗、绿营的军官选拔截然不同，湘军将领中58%为儒生出身。
    • 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区农家子弟当兵，继承戚继光选兵标准，不用城市游滑之人，只用乡野老实之人。
    • 统帅自选将领，将领自募士兵，形成“恩谊相孚”的层级关系，以求临阵患难相顾。

  • 曾国藩强调充分授权，“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以吸取绿营制度教训——绿营兵驻地分散、军官调转频繁、实际沦为地方差役。

  • 李鸿章在淮军中推行“练兵”与“制器”结合，1862年将小枪队改为洋枪队，并引入外籍教官如毕乃尔传授西式枪炮使用与操练方法。

  • 曾国藩最初抵触专重洋枪洋炮，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反己守拙之道”，但后来亲见武器差距后转而支持引进西方技术，江南制造总局即在其支持下设立。

  • 淮军后来全面效仿德国军制，1876年选派七名军官赴德留学，成为清廷首次派遣现役军官出国学习，但规模太小，效果有限。

清廷八旗军西式改革

  • 清廷怀疑俄国的用心，转而在训练上选择寻求英国军官的帮助
  • 斯得弗力建议中国最好将练兵规模扩大至1万人，至少也要有5000人，且希望能同时选派30岁以下将领350名一同参与训练
  • 对八旗部队施以西式训练，是为了保证爱新觉罗氏手中有可以制衡团练武装的军事力量
  • 清廷不用勇营来消化绿营，反用绿营去容纳勇营，主要原因就是绿营属于由朝廷直接掌控的“正规军”，勇营则掌握在湘军、淮军出身的地方督抚手里
  • 清廷刻意以绿营的武官升迁系统来捆绑勇营将官，勇营内的官职系统被定性为“体制外”的职务，不能享受朝廷赋予的种种优待
  • 清廷这一策略，相当于反曾国藩的建军之道而行
  • 勇营高级将领为了个人富贵选择离开后，勇营上下级间的“恩谊”自然不复存在，对勇营的整编也就容易多了
  • 从绿营里提炼出来的“练军”虎头蛇尾，人数最多时有13万之众，但战斗力仍一塌糊涂
  • 洋枪洋炮用来镇压境内百姓固然绰绰有余，但要与欧美各国的军队对垒，却是实力严重不足
  •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器械，也取决于军队的体制
  • 清廷以绿营容纳勇营，则是抛弃传统体制优势的巅峰，让清军重回到更坏更无战斗力的体制当中
  • 这种倒退式改革，等同于让清军距离近代军队越来越远

武举制度的弊端

  • 沈葆桢奏请废除武举：武举出身者升迁反排在行伍和军功之后，投营十年不得一差，“晓畅营伍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原因是“所用非所习也”。

  • 武举弊端：武举人无事家居者“武断乡曲”，成为民间祸害；废除武举可“为民间留一分元气”，节省经费。

  • 朝廷拒绝废除武举：慈禧以光绪名义驳斥，称**“国家设立武科，垂为定制，其中不乏干城御侮之才”**，指责沈“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

  • 武举出身者占比极低：雍正时代武进士和武举人出身的武官仅占约20%，显示武举非军队提拔主要途径。

  • 武举考试内容脱离实战：考试侧重骑射、步射、技勇（开弓、舞刀、掇石），文化考试从策论退化至默写《武经》，录取以户外弓马为主，文化考试“断不能凭此为去取”。

  • 武状元地域分布失衡：70%集中于北方，江苏、浙江仅各7名，湖南、安徽、湖北无武状元，反映清廷轻视武举。

  • 武举选拔的是壮汉而非军事人才：考试选出的只是“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的壮汉”，非格斗护卫、军事技术或指挥人才。

  • 武举在军事近代化中边缘化：陆军军官多出身军功或行伍，海军学堂教授外语、数学及技术课，武举无生存空间。

  • 慈禧坚持武举的统治术逻辑：“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核心是提供体制路径以维稳，而非选拔军事人才；改革武举会冲击“私藏火器之禁”，威胁统治稳定。

  • 统治术优先于强军术：内部维稳才是“大体”，军事改革止步于“练兵”与“制器”，避免触及体制；慈禧“在统治术和强军术之间，坚定地选择前者”。

  • 武举最终废除：1901年清廷承认武举考试“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正式废除；军事改革以全面失败告终，失去改革窗口期。

琉球交涉错失良机

  • 日本对琉球的觊觎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扩张欲骤增，1874年入侵台湾后，以《北京专条》中“保民义举”一语为据，加速吞并琉球。

  • 1879年3月，日本派军警强占琉球王宫，将王室送往东京，琉球亡国，成为“冲绳县”。

  • 何如璋主张对日强硬，认为日本国力远逊中国，内乱频繁，建议趁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之际先发制人，避免“一日纵敌，数世为患”。

  • 何如璋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派兵琉球展示决心；中策与琉球联手示警；下策外交辩论或国际化施压。反对无策“失策”，纵容日本吞并。

  • 李鸿章立场微妙：一方面认为隐忍会助长日本野心，可能危及朝鲜；另一方面认为琉球“弹丸之地孤悬海外”，朝贡“无大利”，不值得武力相争。

  • 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依据“万国公法”交涉，认为琉球“可有可无”，真正担忧是日本侵略朝鲜。

  • 郭嵩焘建议以“西法”保护琉球独立，废除朝贡体系，主张主权国家理念，琉球不必向任何国家纳贡。

  • 李鸿章赞同郭嵩焘，主张主动宽免朝贡，以维持琉球“独立”，避免外交纠纷，认为此举“不伤国家体面”。

琉球归属与外交博弈

  • 李鸿章的建议有可行性，尤其是让琉球问题国际化这一主张。
  • 日本政府担忧琉球问题发展成国际问题，急于吞灭琉球以避免欧美列强控制。
  • 森有礼报告援引《东洋杂志》：“琉球地势极为有利，占有此群岛，则在一旦有事之时，对大国将极为方便……我英国今若能得此群岛，置兵守备，作为太平洋中驻屯之地，则英国在东洋之地位不知因此又将前进多少。”
  • 日本对英国存有强烈不信任，格兰特转告李鸿章：“该国（日本）有一班人挑唆生事，望与中国启衅战争……英使巴夏礼亦阴与挑唆，惟愿两国失和。”
  • 威妥玛向李鸿章展示复杂外交局势：英、美、德、法四国驻华公使均不认同日本吞灭琉球的军事行动，但支持清廷需以利益交换为条件。
  • 威妥玛指出：联合英、美、法、德调停可迫使俄国保持中立，防止其趁中日纠纷生事。
  • 清廷需在厘金和商约问题上对英、德让步以换取外交支持。
  • 总理衙门选择回避外交考验，放弃将琉球问题国际化的策略。
  • 回避原因：舍不得厘金收入；缺乏可靠情报系统，受德俄谣言影响；习惯消极妥协而非积极进取。
  • 巴夏礼嘲讽清廷外交为 “心甘情愿对它所受的侵略付出报酬”。
  • 格兰特调停存在问题：不了解琉球问题，美国无直接利害关系，态度摇摆不定。

琉球分岛方案争议

  • 格兰特提出折中方案“分岛”：若是在该岛屿之间划分疆界，提出将太平洋的通道让给中国的话，中国是可以承诺的。
  • 分岛方案实质是将琉球诸岛部分划给清帝国，部分划给日本，格兰特否认“三分琉球”，只承认“两分琉球”。
  • 格兰特认为日本改革蒸蒸日上，若中日开战，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但清王朝可实施持久战；欧洲国家会趁虚而入，对两国都不利。
  • 日本政府担忧国际干涉，在格兰特建议基础上拟定“分岛改约”方案：将宫古、八重山划归中国，换取日本“一体均沾”最惠国待遇。
  • 李鸿章反驳日本要求，但建议清廷接受分岛，将南岛还予琉球人，避免后患；最惠国待遇“原系中外通商公例”，但不宜与琉球问题捆绑。
  • 清廷上谕强调：中国以存球为重，划分两岛未臻妥善；待琉球问题解决后，“一体均沾”可再谈。
  • 总理衙门担忧日本结俄益深，同意分岛方案，让琉球在宫古、八重山复国，“或不至于俄人再树一敌”。
  • 方案已议定专条，载明分界后彼此永不干预，约定光绪七年正月交割。
  • 琉球流亡人士反对方案，期望清廷收复全境；日本刻意营造“日俄合纵”假象，施压清廷迅速答应要求。
  • 李鸿章得知宫古、八重山“土产贫瘠，不能自立”，质疑分岛可行性，建议“球案缓结”，清廷改行“延宕”之策。
  • 日本失去耐心，外务卿井上馨指示停止谈判，宍户玑宣布谈判破裂并离京，分岛方案彻底流产。
  • 日本长期维持对琉球诸岛的全面占领。

琉球交涉与舆论反响

  • 总理衙门外交能力堪忧：恭亲王一度欲将海军托付给赫德，显示总理衙门与洋人办了近20年外交，至此时仍是遇事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 舆论对宗藩体系的留恋：1879年的朝野舆论仍对传统宗藩体系有着很深的感情，日本吞并琉球对清帝国民间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 《申报》讨论热度空前：1879年《申报》发表了至少232篇讨论琉球的文章，论热度只有1945-1948年可与之相比，绝大多数主张清廷使用武力或外交手段保护琉球。

  • 舆论焦点在宗主国体面：多数文章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宗主国的体面问题上，很在意“皇灵之远播”，还有人主张若能使琉球复国，不妨答应日本“一体均沾”的要求。

  • 清流主张跨海东征：朝中舆论见于清流中人如张之洞、陈宝琛等人的奏折，这些人普遍不满议和，王先谦与张佩纶还先后上奏要求朝廷跨海东征。

  • 李鸿章与沈葆桢的谨慎：李鸿章回复海军尚未建成，军饷也不足以支撑跨海远征；沈葆桢力劝朝廷镇定，不可鲁莽，“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烈”。

  • 恭亲王的焦虑与转向：恭亲王奕很焦虑，认为大清办理对外交涉一直是“理有余而力不足”，道理虽然在我们这边，却没有能力去跟洋人讲道理，因此转向打算将建设大清海军的重任寄托在赫德身上。

  • 赫德的实力论：赫德认为**“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不相信单拿一只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的实力”**，这一主张击中恭亲王的焦虑。

  • 赫德的海军计划：赫德筹划建立“海防总署”，并预期由自己出任“总海防司”，章程参考海关总署的成功经验，旨在隔绝清廷官僚系统的负面影响。

  • 丁日昌与李鸿章的初步支持：丁日昌认为赫德所拟章程“时不可失，事不可缓”；李鸿章也说“大致尚属周详”，虽不免揽权，但欲令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

  • 沈葆桢的怀疑：沈葆桢对赫德能否胜任持严重怀疑态度，质疑赫德的人品、海军理念及长远人才培养，“赫德岂能尽保一举一动事事可对圣贤者？”

  • 薛福成的强烈反对：薛福成指出赫德“阴鸷而专利”，“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若让他做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

  • 李鸿章的转变与奕的放弃：李鸿章最终致函总理衙门称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奕随后函告“赫德前拟海防章程即毋庸议”，没有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奕不会独断决定。

  • 赫德的复杂雄心：赫德曾雄心壮志想在五年内把中国海军搞得真正可观，但这种雄心既有个人野心，也有对清廷的感情和对英国的忠诚，最终导致计划流产。

电报线路的艰难推进

  • 崇厚在谈判中几乎完全没有利用这些外交优势，以一种只图尽快了事的心态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虽收回伊犁，却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又是贸易免税，又是放开内河航运。
  • 马士评价该条约：“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完全不像是两个国家正常交涉产生的结果。
  • 总理衙门真正的担忧是洋人有了电报线路之后，一方面这会给国防和外交带来麻烦，另一方面担忧生出许多外交事端。
  • 1865年总理衙门指示：“中国地势与外洋情形不同，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
  • 丁日昌回应英国领事：“所有沿海内地，俱不准设立电气线，致与风水民生有碍”，且强调“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不准之事”。
  • 同文馆翰林轻蔑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 李鸿章认为：“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 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
  • 沈葆桢意见：“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 但切不可将“允许建设”字样写入条约。
  • 沈葆桢担忧：“若听其自作，则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

洋人巧设海底电缆

  • 洋人利用清廷对“领海权”缺乏认知，成功以海底电缆的形式将电报线引入中国，威妥玛在交涉中利用认知落差，声称“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房屋内安放”，实则欺清廷无人懂得国际法。
  • 总理衙门误以为“由海底暗设，与前数年所议者在陆路明设之说迥不相同，似觉无甚关碍”，直到1883年才意识到中了圈套，承认“同治九年之议，本可即作罢论”。
  • 清廷出台两项政策：一是对海中电线不负任何保护责任；二是“线端仍不得上岸”，只允许设在水面船只中。
  • 英国大东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瓜分市场，大北公司无视清廷规定，将海底电报线秘密延伸至上海租界，导致清廷在后续交涉中陷入被动。
  • 李鸿章认为电报在清帝国即将进入“万不能禁”的状态，唯一的应对之策是“将传统驿站系统改为电报系统，将传统运输系统改为铁路系统”，否则无法与洋人抗衡。
  • 日军侵台事件、琉球事件与崇厚赴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接连让清廷饱尝信息传递不畅之苦。日军侵台中，照会因无电报连接，拖延四个多月才送达；中俄伊犁交涉中，信息往返动辄一个月以上，导致崇厚在谈判中缺乏情报支持，“两眼一抹黑”。
  • 李鸿章以崇厚的失败为改革契机，上奏请求架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强调“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指出“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 清廷最终批复“即着妥速筹办”，默许了电报系统的建设。

清廷自办电报风波

  • 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沈葆桢强调电报对台湾与大陆信息畅通的必要性
  • 清廷最初设想洋人电报线只准水内暗设，中国自办则可水陆不论，但须所有福建设立电线，均归中国自办
  • 福州官员误将工程委托洋人引发外交风波，最终高价"买回自办"
  • 朝中舆论反对电报焦点集中在电杆铜线会破坏风水引发民怨
  • 陈彝奏章主张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理由包括破坏地脉、威胁祖宗丘墓
  •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陈彝的逻辑链条：破坏坟墓=不孝=不忠=动摇统治基础
  • 反对电报的风水说法实为丁日昌1865年为抵制洋人电报所创策略，后被清廷推广为"常识"
  • 这种演变是一种深重的悲哀，是典型的作茧自缚——作者评价这一历史现象
  • 丁日昌本人并不信风水之说，1875年再次提议建台闽电报线时指出台湾不流行"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
  • 台湾之所以不流行此说，是因为洋人对在台建设电报线兴趣较小，地方政府"普及"阻力小

电报初创与官督商办

  • 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电报建设的核心目标
  • 官督商办模式：官府主持创办，商人负责经营以实现持久赢利
  • 李鸿章采取渐进策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避免直接触怒保守势力
  • 舆论阻力极大：电线杆被指破坏风水，民众传播揭帖称“电杆歉旱，纠约砍伐”
  • 内阁学士文治称：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反映士大夫的保守心态
  • 总理衙门最终决定电报线由水关暗入，埋入地下以避免舆论风波
  • 李鸿章建议将电线杆油漆成红色并使用极细钢线以减少视觉冲击
  • 折中方案：电报线进入内城但不进总理衙门，仅在泡子河附近设官报局
  • 从天津到北京的电报线路建设耗时三年，凸显晚清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冲突
  • 电报线正式进入总理衙门已是1898年，距最初引入已过去29年

现代医学入华之路

  • 同行之间才有赤裸裸的仇恨，传统痘师因利益受损而诋毁牛痘法，阻碍现代医学传播
  • 牛痘法远比人痘法安全，但民众受限于有限个案认知和谣言攻击，难以接受新方法
  • 皮尔逊无奈指出：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对其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
  • 熊乙燃批评传统从业者为一己私利不惜害人性命：近因种神痘辈极力毁谤，人心疑畏，往往愿种人家，闻风辄阻
  • 邱熺通过《引痘略》对牛痘法进行本土化包装，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虽医理错误但契合当时落后医学观，促进传播
  • 本土化包装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牛痘法传播长期局限在沿海地区
  • 上海租界当局为推广牛痘，免费接种并奖励300文，相当于15斤猪肉，但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 许樾身直指利益冲突：牛痘法砸了传统痘师、儿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铺的饭碗，导致捏造谣言阻挠
  • 30年间洋行公所痘局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牛痘，彻底免受天花感染，显示现代医学的实际成效

现代医学入华推手

  • 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
  • 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让数千人重获光明，直接促成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 伯驾在广州开设“广州眼科医院”，为人免费治病，并曾为林则徐治疗疝气，但林则徐为避嫌始终未与伯驾直接见面。
  • 伯驾还治愈了两广总督耆英近20年的皮肤病，有统计称其治疗病人共计5.3万余人。
  • 嘉约翰重建眼科诊所并升级为“博济医院”，可进行多种疾病治疗和手术，包括乙醚麻醉。
  • 雒魏林创建“北京施医院”（协和医院前身），引进先进病案管理制度，德贞成功救治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之子，获赠“西来和缓”匾额。
  • 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开设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并曾为同治皇帝提供牛痘疫苗，但清廷对现代医学仍持怀疑态度。
  • 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但清廷拒绝了欧美驻华公使的现代医学诊治提议。
  • 恭亲王奕对现代医学犹豫不决，拒绝手术治疗结石病，但仍允许德贞为其诊病。
  • 曾纪泽因与德贞频繁交往成为现代医学的忠实拥趸，两人每月见面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
  • 李鸿章对现代医学心悦诚服，因夫人重病延请17位中国传统医师无效后，求助洋医郝维德和马根济并获治愈。
  • 李鸿章感慨“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认为西国医术远胜中国，尤其外科更为神妙。
  • 在李鸿章支持下，马根济的“伦敦会施诊所”扩大为“总督医院”，并创办“北洋医学堂”，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
  • 李鸿章期望打造一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的“军医团队”，但因马根济早逝，梦想未能完全实现。

传统医学的实证追求

  • 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经验未获科学方法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则反之，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是同一种模样。

  • 王清任批评同行“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深感传统医学在实证方面有太多不足。

  • 王清任在坟地观察尸体后得出结论：前代医书所绘人体脏腑图，与真实情形全然不合；许多传统医学著作，甚至连脏腑数量的多少也没弄明白。

  • 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虽与当代解剖学仍有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传统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序言中说，书的主旨是普及对人体脏腑的正确认知，并谦虚表示书中难免“有不实不禁之处”，希望后人通过“亲见脏腑”进行修正。

  • 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的愿望是希望医生“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并称“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

  • 王清任批评《难经》对脏腑的描述“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

  • 王清任否认“三焦”的存在，并认为“灵机在心”“心主神明”这类传统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产生意识与感觉的不是心，而是“脑髓”。

  • 同行斥责王清任“是教人于胬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并试图从学理层面否定他的努力。

  • 俞正燮认为中国人的脏腑构造与西洋人全然不同，故“立教不同”，并称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

  • 俞樾在《废医论》中主张废除传统医学，基于对传统医学理论经典的考据，发现其混乱无一致意见，并指出“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主观认知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 俞樾认为许多所谓有效的治疗其实是“不药而亦愈者也”，并触及“自愈”“自限性疾病”等现代医学概念。

  • 威廉·奥斯勒在《医学原理与实践》中承认，许多传统药方在实证检验后大多可疑，并强调不迷信传统，不依赖不可靠的病患证词，而是根据科学实证承认许多疾病尚无治疗办法。

  • 张锡纯将阿司匹林与传统药物混合，开发出“石膏阿司必林汤”，并用传统医学理论包装其药理，称阿司匹林“最善达表，使内部之热由表解散”。

  • 张锡纯的用药方法“通变化裁，存乎其人”，一切没有标准，全凭医生经验和手段。

  • 张锡纯被讥讽为“阿斯必林医生”，但借助阿司匹林的已验证功效，巩固了其“名医”光环。

排华法案与世界格局

  • 1882年，世界历史的走向正发生着极为微妙的变化。 在美国，艾伦·阿瑟总统签署批准了著名的“1882年排华法案”，世界范围内的种族歧视进入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阶段。
  • 清帝国完全看不清世界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不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排华法案》的由来与后果，更不清楚世界在以怎样的眼光打量自己。
  • 《排华法案》的出台，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中美两国政府均允许本国人自由移居到对方国家，承诺以“最惠国待遇”来对待彼国侨民，意即两国在移民问题上权利对等。
  • 华工承担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工程中最艰巨的任务，约有1200名华工在工程建设中死亡。 华工一面做着比白人更高强度、更高风险的工作，一面拿着比白人更低的报酬——普通白人每月可得35美元且包食宿；华工一般只能得26美元，不包食宿。
  • 这种吃苦耐劳的“低人权优势”，是华工最主要的竞争力。
  • 在19世纪60年代，华工对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冲击相当有限，原因包括华工缺乏教育只能做底层工作，以及加州急需各种层次的劳动力。
  • 1870年前后，四项因素激化了华人与加州本土工人之间的矛盾：中央太平洋铁路竣工导致大量华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华工赴美人数持续上升；加州淘金热进入衰退期；1873年纽约股市狂跌引发经济萧条。
  • 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与薪酬水平锐减，结果便是华工成了社会怨气的迁怒目标。 加州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歧视性立法限制华人的工作范围，例如《立方空间法案》《街边挑担法规》《洗衣馆法规》。
  • 这些地方性法规对华工的歧视与《蒲安臣条约》的“最惠国待遇”存在严重冲突，导致大多数州政府和市政府颁布的针对华工的法规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
  • 1880年清廷签订《中美续修条约》，做出让步同意美国控制华工的流入，但参与谈判的宝鋆与李鸿藻对中英文本之间的区别毫无察觉，黄遵宪痛心疾首称二人是“铸大错”的“糊涂相”。
  • 《中美续修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蒲安臣条约》里中美两国在移民问题上权利对等的条款被废除了。 有了该条约为依据，1882年美国顺利出台了《排华法案》。
  • 如果清廷没有稀里糊涂地放弃《蒲安臣条约》，赴美华人的境况其实不至于这么惨。

排华法案的深层动因

  • 《排华法案》里有赤裸裸的利益冲突，也有误入歧途的文明冲突。
  • 华工在19世纪80年代不再有“利用价值”，美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劳动力短缺不复存在。
  • 美国西部政客呼应本土劳工对华工的迁怒以获取政治选票，华工是经济结构中“随时可以被地方政府拿来平息民怨的弃子”。
  • 排华政策披上了一件时髦的种族主义外衣，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流毒的影响。
  • 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充满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 1885年“石泉城屠杀华人事件”：28名华工被杀，600名华人被驱逐，事件被美国知识界援引证明华人是“低等种族”。
  • 华工不愿参与罢工并非低人一等，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导致：社交与文化水平有限、未受人权启蒙、缺乏清廷保障。
  • 清廷内部事件（如1891年长江教案、1900年义和团事件）刺激美国国会延长并强化《排华法案》。
  • 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华人赴美人数急剧下降，1892年全年无一人赴美。
  • 清廷国际形象日趋恶化，但对国际环境变化感知迟钝，几乎未觉察歧视风潮，未向美国提出有分量交涉。
  • 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批评《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 李鸿章避谈西部华工权益，因清廷国力不足，接下请愿信却无法改变现状“只会让清帝国丢脸”。

黄祸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 当排华浪潮汹涌激荡为“黄祸论”后，东方知识界终于感知到了其庞然无匹的存在，也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性。
  • “黄祸”这个概念是德皇威廉二世在1895年公开提出来的，标志着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歧视发展到巅峰。
  • 东方世界回应歧视时，同样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之中，未质疑其理论基础，反而寻求其支持。
  • 当代生物学认为，“白、黄、黑、棕色人种”的划分缺乏科学性，无生物学意义可言，遗传学证据始终未找到“种族”存在。
  • 历史学者指出种族划分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
  • 日本学者田口卯吉试图对日本人种实施“脱亚入欧”，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声称日本人和中国人语法完全不同、容貌有别，甚至认为日本人是“优等人种”。
  • 田口卯吉称：“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以此反驳“黄祸论”。
  • 类似研究还包括声称日本人是以色列“迦德”族后裔或太古占据埃及等，均属于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支持来对抗“黄祸论”。
  • 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感知迟钝，1882年《排华法案》和1895年日本抹黑中国时几乎无反应。
  • 梁启超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试图消解其伤害，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无二致，但承认中国存在某些野蛮行为。
  • 梁试图从两方面消解“黄祸论”：野蛮不等于智力劣势；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中，未来可通过教育与体制达到文明。
  • 梁启超深陷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等同于人类社会“互相竞争，只求利己不惜损人”。
  • 梁在立场上反对排华政策与“黄祸论”，但思想上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和种族主义者，在《新民说》中将人类分为“有历史的人种”（仅黄、白两族）和“无历史的人种”。
  • 甲午年后，晚清最后十余年里，严复、梁启超、康有为、杨度等几乎一整代知识分子集体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怀抱，“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被当成无可置疑的人间公理。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可怕在于凭似是而非的类比将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运行逻辑等同，造成“自我保存是唯一道德”的极端认知，国势恶化为其传播提供土壤。
  • 中国知识界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才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和种族主义的危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反思。
  •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反思：“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 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物种的进化是截然不同、不可类比的两码事。

中法战争终结洋务黄金期

  • 洋务自强改革的黄金时光（1861-1883）因中法战争爆发而结束，期间清廷坚持条约外交，未再发生类似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事。

  •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始于19世纪50年代，通过《西贡条约》和《第二次西贡条约》逐步控制越南，并觊觎通往中国云南的红河航道。

  • 清廷内部主战派占主流，地方督抚如刘坤一、刘长佑、张树声等普遍主张援助越南，认为越南亡则中国云南、广西失去屏障。

  • 总理衙门陷入势所当为又力所难及的困境，提出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如驻军边境、破坏通商、控制红河航道等，但缺乏有效应对法国的策略。

  • 两广总督张树声建议先礼后兵，将法国侵略行径国际宣传，若谈判失败则诉诸战争，并强调朝廷应放权前线将领，勿喜于小胜，勿怵于小挫，坚持持久战。

  • 李鸿章等少数主和派认为与法国开战可能扰乱通商全局，清军海军不敌法军，陆军虽人数占优但装备落后，主张避免兵连祸结。

  • 1883年越南局势急速恶化，法军趁越南内乱控制顺化，迫使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越南外交与军事完全被法国控制。

  • 清廷调集军队入越、拨银援助黑旗军，并尝试美国调停，但交涉无果，最终于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洋务改革与主战自信

  • “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数艘移近南服，（可）使敌人有所顾忌，并自据红江以为控制”——曾纪泽认为洋务改革已使海军实力增强，足以威慑法国
  • “彼非必财力远胜于我，而狡诈则有余；我非遽有不如，而因循过甚，但几冀和局，苟且旦夕之安”——丁振铎批评清廷因循苟且，过度依赖和谈而非利用洋务成果
  • “国家不吝度支，办理海防，机器岁费千百万，筹备二十年，若竟一用不施，何必多此尾闾哉？”——丁振铎质问巨额海防投入若无实战应用，则毫无意义
  • “二十年来练兵简器……然每逢横逆之来，犹不敢轻言一鼓”——陈宝琛指出虽长期改革，但面对外患仍缺乏行动勇气
  • “彼无助兵之与国，我多习战之宿将……彼有后忧，我无内患”——张之洞对比历史，强调当前优势，主张对法强硬
  • “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张之洞以洋务成果为基础，主张直接开战
  • “臣于海防筹办有年，因限于军费，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李鸿章持保守态度，认为海军实力不足对抗法国
  • “过示谦和……似欲冀豚鱼之格，而转失貔虎之威”——张佩纶批评李鸿章过度退让，损害国家威严
  • “公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张佩纶强调重臣应以边防为重，而非一味妥协
  • “办理海防二十年，靡费数千百万，半系调剂私人，开销正款……国家安用此重臣耶？”——刘恩溥弹劾李鸿章浪费经费、用人唯私
  • “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李鸿章主张战略谨慎，避免极端化决策
  •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恇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李鸿章批评清流空谈误国，缺乏实际军事认知
  • “朝廷倚李鸿章为折冲御侮之臣……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秦钟简弹劾李鸿章辜负朝廷期望，只知妥协
  • “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指控李鸿章因商业利益反对开战，损害国家利益
  • “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成为清廷上层共识——洋务成果最终被集体视为对法强硬的基础

晚清军备与财政革新

  • 清军装备的近代化枪械虽多，但武器种类与规格高度不统一，同一个连队用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各省军队共同作战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
  • 武器弹药的种类与规格混乱，影响战场合作、训练和后勤补给，运至前线的弹药与军队正使用的枪械未必匹配，后方兵工厂也未必能够满足前线生产需求
  • 清廷作为毫无创新能力的追赶者和搬运者，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很自然地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江南制造局仿造的林明登已是落后产品，各营多不愿领
  • 李鸿章认为中法战争前景不乐观，因为法军普遍用更先进的后膛枪，而清军还在普遍使用落后的前膛枪，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
  • 清廷的军事改革重练兵而不重练将，前线将领多出自行伍与儒生，普遍缺乏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对近代军事思想一无所知，对近代军事器械的迭代也往往手足无措
  • 徐延旭钟爱古老的抬枪，认为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实际上他的认知严重停滞在40年前的经验里
  • 徐延旭宁愿选择抬枪也不要新式兵器，因为抬枪子多而及远，且子药皆可自造，随时解营，不至如逼码用竭
  • 这场荒唐的抬枪迷信，直接原因是徐延旭本人无知迂腐，深层原因则是清廷军事改革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含金量严重不足
  • 清军在越南北宁战场上，始终处于武器数量与质量远不如人的状态，法军报告称清军只有300多支长枪及700把长矛
  • 英国战地记者评价清军辛勤放射抬枪但不能伤人，只要有几根相当好用的枪，那就是极难攻的阵地
  • 局内人对“改革含金量”的忧惧，并不能被时代的旁观者们所理解，清廷以20年改革为底气，迫切想要依赖已然升格的国力在战场上挫败法军

中法战争与甲申易枢

  • 1884年清军在越南北宁、太原接连失利，引发朝野震荡，导致徐延旭、唐炯等将领被革职拿问，黄桂兰服毒自杀
  • 这是晚清改革的重大分水岭，最终演变成"甲申易枢"，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班底被全部罢免
  • 盛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指责他们"蒙蔽推诿之罪"比前线将领更严重，要求严惩并令其戴罪立功
  • 盛昱批评枢臣三点：举荐庸才、隐瞒败绩不敢明发谕旨、选择的接替者仍是粗庸畏葸之人
  • 慈禧突然发布上谕，痛责奕䜣"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 军机处全面换血，由礼亲王世铎等接替，醇亲王奕譞成为慈禧实际代理人，清廷自此进入慈禧独揽大权时代
  • 盛昱震惊于结果，他与奕䜣私交甚好，本意并非将其逐出权力核心
  • 慈禧驱逐奕䜣的心思酝酿已久，二人政治蜜月期早已结束，1881年慈安去世后奕䜣失去奥援
  • 奕䜣在1884年极为谨小慎微，如在政务会议上花一个半小时跪求慈禧接受生日礼物
  • 清流与浊流在1880年前后存在合流趋势，奕䜣"专任"李鸿藻，这种合作既规避与慈禧冲突，也加深与清流关系
  • 慈禧不愿看到清流与浊流合作，认为这会威胁其权力，故"甲申易枢"势在必行

慈禧论战和之道

  • “甲申易枢”的直接后果，是清廷进入了慈禧独揽大权的时代。
  • 慈禧：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
  • 史念祖：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 慈禧：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
  • 慈禧：打洋人可是与打粤匪一样？他们颇说全然不同。
  • 史念祖：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 慈禧虽娴熟权术，但治国层面的见识却很短浅。
  • 奕譞的取胜之道：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
  • 奕譞：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
  • 奕譞指责奕訢：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 时人将奕譞取代奕訢形容为“逐恭王出军机，以瞽瞍继任”（瞽瞍即算命的瞎子）。
  • 慈禧对“民团”的兴趣已超过了建设正规的国家军事力量。
  • 大批主战派于“甲申易枢”前后得到了慈禧的重用，不同军旅之事曾学与否，凡主战者，即使往战地。
  • 奕譞解释人事变动：朝廷令张佩纶往福建，原为外间督抚奏报全是粉饰，欲得破除情面之人，使之有所顾忌，非要他去打仗也。
  •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这是一场突然的政变……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新时代的开始”。

清廷人事变动与中法和谈

  • 清廷高层人事变动三大迹象：决策层大换血、严惩败军之将、起用主战派官员，法国判断清廷将采取更强硬立场。
  • 法国因未做好全面战争准备，决定通过外交谈判保住既有成果，并争取更多利益。
  • 慈禧太后为谈判设定四条底线：保全中越宗藩关系、杜绝云南通商、不赔军费、保全黑旗军。
  • 《李福协定》未能结束战争，原因包括主战舆论强烈和中法文本措辞存在关键差异，导致双方理解分歧。
  • 文本差异主要体现在：撤军范围、通商区域、宗藩关系表述和谈判时限，显示和谈未达成真正共识。
  • 李鸿章在谈判中以“空泛之辞”应对压力，既满足法方要求，又试图符合慈禧的强硬底线。
  • 法军提前北上接防引发冲突，清廷谕旨要求“不准稍退示弱”，若法军先攻则“与之决战”。
  • 观音桥事件后，法国舆论指责清廷违约，法方终止撤军并授权舰队攻击中国沿海目标。
  • 清军陆战惨败暴露装备劣势，广西巡抚潘鼎新直言“法兵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
  • 镇南关战役虽被宣传为“大捷”，但法军未受重创且持续增兵，清军追击优势难以维持。
  • 海战方面，法军攻陷澎湖威胁台湾，李鸿章和左宗棠均承认战略劣势。
  • 茹费理内阁倒台源于法国国内不满其“软弱”，议会通过增兵和军费提案，意图对华更加强硬。
  • 慈禧为维护个人政治生命和“甲申易枢”合法性，坚持“不赔款”作为最后底线。
  • 《中法新约》谈判中，慈禧亲自修改条款，增入保全宗藩关系的文字，删除“以法文为准”字样。
  • 最终和约未涉及赔款，双方战场上互有胜负，清廷通过文字游戏保留“保藩”表象。

中法战败与改革呼声

  • 慈禧的胜利，不等于国家的胜利，中法战争使清廷失去越南藩属国，暴露了体制的深层问题
  • 中法战争给传统知识分子带来强烈挫败感，《申报》公开嘲讽清廷粉饰和约，称“尚得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
  • 新派知识分子心理创痛巨大，福建水师覆灭、国库空虚、法军肆行沿海，冲击对清朝的认同
  • 孙文（孙帝象）在中法战败后决意倾覆清廷，称“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 体制内官员如醇亲王奕譞转变观念，从反对洋务到支持自强，主张购造轮船、电线、枪炮等
  • 清廷最高决策层和战不定，只下指令不负责任，导致前线将领无所适从，成为牺牲品
  • 张树声遗折呼吁开设议院，指出清廷“遗其体而重求其用”，应“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
  • 张树声主张以“议院”作为朝廷内部集体决策机制，取代“一二人独裁于深宫”，实现“务实戒虚，谋定后动”
  • 慈禧权力失去约束，战后大兴土木，三海工程、颐和园修建、庆典等耗银巨万，改革悄然落潮
  • 中法战争的“胜利”是偶然结果，清廷改革含金量有限，但慈禧错误认知为成功经验，埋下未来危机

洋务企业官督商办之困

  • 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辆现代汽车。在清帝国，洋务改革中创办的首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经历了13年的兴盛期后，因改行官督商办之路，于是开始急速跌落，快速走向了下坡路。
  •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空前繁荣，一艘沙船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年可往返七八次，获利极其丰厚。
  •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
  • 1842年《南京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帝国对外开放港口，欧美轮船涌入，传统沙船客货运输业迅速被挤压到几乎崩溃的地步。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沙船根本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
  • 仅数年光景，各口通商之处“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大批沙船闲置港内，无所事事。
  • 沙船商向官府呈文恳求重新维持豆禁，理由包括：沙船业破败会影响朝廷的漕粮海运，以及沙船业关系到10多万名船夫的生计，这些人集体丧失谋生手段，很可能激起民变。
  • 总理衙门不愿重启豆禁，认为沙船船夫的就业问题对总理衙门来说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要这些失业者不武装闹事，他们的境遇便不必太关心。
  •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上海，更多欧美商轮涌入中国。1865年，上海的沙船“日就疲乏，无力出洋，大半废搁”。到1873年，上海的沙船规模已从极盛时的5000号跌至仅500号。
  • 漕运问题必须重视，漕运关系到京城数十万军人和公职人员的吃饭问题。
  • 户部坚持恢复河运，是护食心态在作怪。漕运是户部最大的蛋糕，是各色官员发财致富的沃土，正所谓“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
  • 李鸿章主张利用闲置轮船与民间资本合作成立轮船公司，朝廷必须得派出在商人中有公信力的人来主持这件事，还得将漕运这桩业务委托给轮船公司，用来给轮船公司兜底。
  •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清廷创设的第一家近代公司。**李鸿章称成立招商局被誉为“中国第一好事”，是自己“开办洋务”以来的“最得手文字”。

官督商办的产权博弈

  • 官督商办制度“对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发生了相当或重大的阻碍作用”，导致官僚资本与民商资本之间持续吞并与反吞并
  • 第一阶段：“官商合办”规定企业由官方管理，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导致民商资本不敢入股
  • 第二阶段：唐廷枢与徐润主张 “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引入现代股份制，规定 “投资者对公司业务拥有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 改革后业务重心由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转变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商运超越漕运成为核心
  • 第三阶段：1885年盛宣怀以官身入主，企业迅速退化成了“官办路线”，宣布 “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全由督办大员调度管理”
  • 盛宣怀的改革导致 “民商资本见势不妙，纷纷开始退出”，招商局由盛转衰
  • 招商局沦为“报效”工具，1891—1911年共向清廷无偿“报效”白银135.396万两，漕运业务同期亏损98.4万两
  • “报效”额度不能减免，须延期到以后的年份补足，最终企业“巨债缠身奄奄一息”

官督商办之弊

  • 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为戏人之猴焉而已
  • 中国公司，以官督办，事权号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蚀，莫敢谁何，诸商股息，越数岁而不一给，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
  •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 政府不忧人言，也不怕民怨，往往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孜孜于以汲取为要务，而从不履行该负的责任
  • 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政府的运作与民意有了联结，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
  • 但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朝廷只想着如何从商人身上谋利，从未尽过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义务
  • 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富民的手段是以实业为总枢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中国的工商业才会有希望

清廷海军自信与长崎冲突

  • 对清廷来说，1886年是一个充满了自信的年份。 中法战争以“胜利”了结，新购军舰带来空前安全感，清廷深信没有强大海军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 北洋海军奉命前往朝鲜东部海域巡视震慑俄国，任务完成后又前往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朝野震荡。
  • 所谓“长崎兵捕互斗案”，指的是清廷海军四舰在长崎港短暂停留期间，与日本警民两次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 日方死亡2人，中方死亡5人；日方负伤29名，中方负伤45名。
  • 日方将冲突归咎于清廷水兵自恃海军强大而傲慢行事；清廷则认为冲突源于日本做贼心虚下的排华情绪。
  • 李鸿章派丁汝昌率海军进入日本长崎港是出于无奈。 铁甲舰每年需入坞检修，但北洋船坞尚在修筑中，只能依赖外部船坞。
  • 李鸿章曾写信给醇亲王奕譞，称将巨舰送外部船坞检修是耻辱，但不得不为，否则“无坞可修，便成废物”。
  • 丁汝昌担忧检修涉及军事机密泄露，“船图似亦未便轻与人看”，香港船坞无法修理巨舰，只能选择长崎。
  • 李鸿章指示长崎之行目的包括：震慑俄国、接回谈判代表吴大澂、以及进行军舰检修。
  • 丁汝昌决定仅率数舰做最基本维护，“就近至长崎刮、油船底，并装添煤斤”，以保护机密并避免刺激日本。

清日水兵警察冲突

  • 1886年8月13日，清廷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首次冲突，起因众说纷纭，但综合报道显示冲突源于偶发小事
  • 《申报》报道称：水兵购物时遭日警无理由命令停止，感觉受辱引发斗殴
  • 《长崎快报》报道称：水兵醉酒寻衅妓馆，不服警察调解导致冲突升级
  • 8月15日发生第二次更严重的冲突，混战三小时，双方死伤80余人，中方伤亡为日方两倍
  • 中方指控日方预先设计挑衅，堵塞街巷袭击水兵，民众参与攻击
  • 日方指控水兵存心报复，先挑衅警察并引发大规模冲突
  • 日本学者安冈昭男采信警方报告，认为清军水兵闹事引发事件
  • 中国学者王家俭认为日本应负更多责任，理由包括水兵无报复必要、严禁携带兵器、受伤部位显示遭遇突袭
  • 冲突背景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扩张政策激化清朝厌日情绪，北洋水兵受此影响
  • 日本民众普遍反感清帝国，视北洋舰队来访为武力示威
  • 李鸿章与丁汝昌并无炫耀武力计划，油修为无奈选择，但日本朝野解读为威慑
  • 事件刺激日本海洋扩张热潮，明治天皇捐内帑加强海军，首相号召海防捐款
  • 军国主义思潮兴起，福冈玄洋社等团体抛弃民权，转向军国主义伸张国权
  • 1887年2月事件以互相抚恤了结，因中方伤亡更重，日本支付金额更高

昆明湖水师操练真相

  • 与深受刺激发愤建设海军的日本不同，长崎事件的处理结果似乎让清廷颇为满意。所以，当明治天皇拨发内帑充当海军军费时，清廷却在利用“海军军费”这个名目给慈禧太后修筑圆明园，以供其“暮年之娱”。
  • 奕䜣建议恢复乾隆时代的“昆明湖水操”旧例，开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以锻炼八旗子弟。
  • “昆明湖里练海军”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其实不切实际。奕䜣当然也清楚不切实际，他这样做另有两重目的。
  • 第一重目的是暗度陈仓满足慈禧的修园欲望。要在北京城里训练海军，得先建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水操学堂破土动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颐和园工程破土之时，前者恰可掩护后者，以避开舆论的关注和抨击。
  • 自“庚申之变”后启动改革算起，慈禧太后大兴土木修园子的欲望已被迫压抑了20余年。
  • 太后对权柄的热衷举朝皆知，谕旨如此写，不过是归政之说必须由太后自己主动提出，才算体面。
  • 奕䜣与一干军机大臣集体演了一出“变归政为训政”的戏码。
  • 所谓“保护修补”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只能重修。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此番重修后，成了后来的颐和园。
  • 醇亲王嘱咐庆郡王转告翁同龢，让朝堂众人谅解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的苦衷。所谓“以昆明易勃海”，指的是以“昆明湖水操”来取代北洋海军建设；所谓“万寿山换滦阳”，指的是以修建颐和园来权充给慈禧的承德避暑山庄。
  • 奕䜣希望颐和园建成后，太后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园子里，尽可能远离政治中心。
  • “昆明湖里练海军”的第二重考量，涉及“以昆明易勃海”的另一重解释。
  • 奕䜣曾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所谓“都中风气”，既是指新式海军在清廷官场是个尴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对其充满了疑虑的目光；也是指满洲八旗亲贵子弟皆不愿参与海军事业，而奕䜣又不放心将海军交在汉人手中。
  • “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就被他办成了晚清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近代海军学校。也就是说，“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也可以被解释成“以昆明湖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来取代北洋训练出来的海军人才，让八旗子弟成为大清海军的骨干中枢”，也就是“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
  • 翁同龢对海军的立场是“海军亦急务，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
  • 奕䜣在海军建设中的这种“满洲本位”意识，也见于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该衙门表面上仿照总理衙门，实质则是一个满人机构，该衙门与奕䜣掌控的神机营（八旗军队）一同办公并共用印信达六七年，该衙门的章京30余人全部抽调自神机营，也全是满人。
  • 李鸿章期望中的海军衙门，对标的是欧美各国的海军部，其基本特征是“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肘，其海大臣无不赞襄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
  • 慈禧与奕䜣之所以不愿采纳李鸿章的设想，不愿创设拥有独立地位的海军部，核心原因仍是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
  • 如此做法的结果，固然可以防止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海军坐大，也导致海军衙门徒有其表，对清廷的海军建设几乎没能起到任何作用，最后沦为了纯粹的文件收发机构。
  • 奕䜣也是一个典型的“满洲本位者”，洋务改革要支持，但若能借着洋务改革将近代化海军这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的掌控权向满人转移，那就更好了。

颐和园工程与权力贪恋

  • 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恋，最终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
  • 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
  • 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三海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六百万两，整个三海工程十年间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65000余两。
  • 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耗银共计约11531048两，甲午前几项大工程耗费约4000万两白银以上。
  • 伊藤博文：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 井上馨：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
  • 李鸿章：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西学东渐与士大夫影响

  • 文化出版机构必须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切实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著书立说，如此才有可能影响中国“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才有可能起到“引导和提升民众”的作用
  • 要实质性改变中国的愚昧现状，首要之务是改变士大夫的知识结构
  • 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
  • 所谓“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换一个说法就是“启蒙中国的士大夫”
  • 李提摩太调查发现，中国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文官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高级候补官员和顾问2000人，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以60万计算（其中5%为重点，计30000人），以上共计44036人。这个数字，从整个中国来看，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却影响了4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
  • 在“丁戊奇荒”中，李提摩太见识过无边的人间惨状，包括城门口堆积如山的尸体，朝廷的私心（拒绝外国赈粮以维护脸面），以及士大夫的愚昧（赈灾的第一目的不是救济饥民，而是打败夷人）
  • 谢家福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
  • 李提摩太认为，真正能够有效帮助中国的，是“开展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那样”。而首要之务，正是将清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带入近代文明
  • 广学会计划做七件事情：一、撰写、发行西学图书；二、向举子和官员免费赠书；三、开展有奖征文活动；四、创办《万国公报》；五、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与阅览室；六、在各个省会考场附近建立书报销售点；七、与中国人合作建立组织（如强学会）来推动文化的传播和进步
  • 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大多是非宗教类。1897—1911年，广学会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书籍只有138种（占比29.93%）；无宗教色彩的书籍238种（占比51.63%）；含部分宗教色彩的书籍85种（占比18.44%）
  • 赠书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乡试、省试、恩科考试时免费赠送给举子（如1893年送出6万余册，1897年送出12万册）；二是免费赠送给清廷各级官员（如1888年分送2000册《格物探源》）
  • 有奖读书征文活动效果不错，题目包括区分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格物之学”，比较西方数学与中国算学，以及讨论铁路、邮政、报馆等近代文明事物的益处
  • 康有为“变法上书”中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刊登的文章中找到。他的富国之法来自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养民之法来自李提摩太的《养民四要》；教民之法来自林乐知的《治安新策》；改革之法来自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书》
  • 康有为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 李提摩太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请愿书后说：“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
  • 清廷中枢决策层和督抚大员也多是广学会书刊的读者。《万国公报》被送进总理衙门，醇亲王奕经常阅读并与高级官员讨论；李鸿章看过《泰西新史揽要》并订阅《万国公报》；张之洞的幕府里《万国公报》是必备读物
  • 广学会书籍市场需求很大，甚至出现盗版（如《泰西新史揽要》在四川有19种盗版本）。光绪皇帝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当中，至少89种由广学会出版，且购置了全套《万国公报》
  • 1890—1911年，广学会至少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晚清的求新之士，几乎都曾是广学会的读者。若没有广学会，可能就不会有戊戌年汹涌澎湃的维新舆论

洋务改革批评与西学输入

  • 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又相辅相成的东西，重视前者却对后者漠然不闻，只是一种“徒袭皮毛”之举，无助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
  • 培根的归纳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急需之物；中国人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原创能力，须懂得归纳法这样的逻辑学常识。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的错误理念，与动物不同，人类另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情之心。
  • 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不是武力的强盛，而是“自由之道”。
  • 富国不如富民，富一二有资本之民，不如富天下无衣食之民。
  • 清帝国的财政，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也缺乏公开性，权力不受约束地“开捐纳之门、设抽厘之厂”，结果导致官吏的横征暴敛与财政的入不敷出。
  • 近代国家之所以比传统国家强大，是因为“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国事有民意为基础，“非一人所得自主”。
  • 林乐知回应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国。”
  • 王韬感慨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用意深远，“实欲中国以行新法、教西学……其所以期望者深矣”。
  • 孙家鼐赞叹林乐知文章“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 强学会被查封的罪名之一是“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实则是因其得到众多官员和士绅支持，被视为对朝廷的危险迹象。

北洋海军成军始末

  • 海军系属初创，臣等此次所拟章程，本无成例可循。且因时制宜，间有参用西法之处，与部章未能尽合，应饬部免其核议。
  • 北洋海军的制度建设，已抛弃了清廷既有的军队制度，采用的是西方近代海军的体系。
  • 官兵被区分为军官与士兵两个独立的系统，军官必须由水师学堂出身，而非自行伍之中提拔，这是在效仿英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官制，对晚清军队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
  • 引入军官退役制度，总以二十年为限，保证军官团队的年轻化，防止出现八旗、绿营之中将领严重老化的荒唐弊病。
  • 北洋海军的俸饷更为优厚且构成更为合理，军官薪俸主要由“本官之俸”和“带船之俸”两部分构成，其余办公经费和船只修理经费，则全部纳入“行船公费”一项。
  • 李鸿章指出，北洋海军仍存在着两大缺陷：舰船严重不足和海军人才短缺，海军将官地位尴尬。
  • 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海岸线极长，与日本、朝鲜和海参崴处处相接，一旦有事北洋海军只能“分守辽渤”，没办法援助其他地方。
  • 清廷的传统军官体系里，没有海军将官的位置；旧制度也不足以吸引人才进入海军。欧美各国建设海军，都以建设海军学校与配置大量练船为核心工作，且有一套按资历提拔海军人才的制度。
  • 克宁汉观察到，海军军官是自成一新阶级的，没有一个对他们稍为敬重的人把他们来和陆军军官相提并论的。从中国的官场观点而言，他们是局外人，只因为海防需要海军，他们才被容忍着。
  • 这群视野广阔之人失语的核心原因，是“他们是（中国官场的）局外人”。
  • 赫德告诉严复：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 这朵近代之花，只是被机械地嫁接在了传统帝国正日趋干枯的枝条上。

北洋海军章程缺陷分析

  • 《北洋海军章程》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战时规定，导致甲午海战中全军失去统一指挥
  • 对海战指挥权序列没有明确规定，信号装置被毁后无人能接替丁汝昌指挥
  • 对作战舰船伤重退出战斗无明确规定，导致方伯谦、吴敬荣退出战斗后只能接受"政治判决"
  • 对具体作战行为缺乏赏罚条款，官兵无法预判命运，造成林泰增自杀、邓世昌殉国等不必要牺牲
  • 虽有抚恤条款但对官兵伤亡抚恤无明确规定
  • 对各舰艇炮弹基数无明确规定
  • 转型之初的种种不完美实应视为常态，关键看方向是否正确
  • 真正掐住北洋海军命运咽喉的，仍是清王朝的土壤与风水
  • 醇亲王奕譞1891年去世导致朝廷最高决策层中能真正理解并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的人竟没有了
  • 户部1891年上奏建议南北洋枪炮船只采购暂停两年，光绪皇帝批准
  • 李鸿章无奈表示北洋购买船械"本无专款存储"，每一笔都需专门申请
  • 琅威理离职主因是抗议得不到李鸿章支持，章程内未载副提督旗帜规定
  • 李鸿章处理方式属息事宁人和稀泥，既谈不上对琅威理的尊重，也谈不上对刘步蟾的支持
  • 琅威理离职后英国在亚洲与清廷越走越远，与日本越走越近
  •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底气之一就是获得了英国政府"不反对"的默许

北洋海军覆灭根源

  • 李鸿章奏折揭示北洋海军实力差距：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

  • 清廷决策层盲目自信：与李鸿章的审慎不同，此时清廷的中枢决策层、台谏系统和督抚群体，均对清廷的军事实力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翁同龢嘲笑主战谨慎者为“书生胆小”，并称：“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 台谏清流荒谬言论：余联沅奏称中日之战的上策是直取东京。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奏称日本海军只有一艘铁甲舰，其余全是木船。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折称日本“弱不经战”。

  • 督抚重臣同样盲目乐观：刘坤一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张之洞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即可使日人屈服。

  • 混乱的军事指挥：光绪皇帝严词命令李鸿章调查丁汝昌是否存在刻意避敌行为，威胁“身当其咎”。李鸿章指示丁汝昌“相机进退”“速去速回”，要将“保全坚船”当成最重要的事情。

  • 陆军改革缺失导致惨败：日军人均8发步枪子弹，即击溃了清廷陆军。日军战死者1417人，因疾病而死者11894人，后者是前者的8倍有余。日本参谋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案》中评估清廷陆军“有名无实”，并非近代化军队。

  • 装备优势无法弥补体制落后：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比日军优越，但清军将领没有近代战术培训，士兵训练不足，不知工兵与辎重兵为何物。日军将领一半曾到欧美留学或考察，训练有素。

  • 李鸿章自我反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

光绪大婚与慈禧权力博弈

  • 光绪晚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意味着彻底成年。皇帝成年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训政，交出手中的权力。影响清帝国最后20年历史走向甚巨的帝后之争，由此发端。

  • 慈禧选中宁寿宫，自然正是看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用一句不那么准确但足够形象的话来说，慈禧是在以“新时代的太上皇乾隆”自居。

  • 乾隆虽然做了太上皇，有归政之名，但他没有放弃最高权力，也没有放弃最高统治权。

  • 变“事前监督”为“事后审查”，是训政时代结束、亲政时代开启后的最大变化。

  • 人事权是权力的核心，皇帝见了什么人，不但必须让慈禧知晓，还须取得她的同意。

  • 屠仁守在一众御史当中有刚直不阿之名，被誉为“西台孤凤”。

  • 慈禧的谕旨写道：“看完奏折后极其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本宫有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流弊，及时归政，上合祖制，下顺舆情，真心实意，早已降旨宣示中外。”

  • 慈禧：“吾不敢推诿自逸，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

  • 翁同龢：“此非该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为如是。”

  • 翁同龢盛赞“若（太后）不垂帘，何由至今日”，既是对慈禧1861年至1889年这近30年执政成就的一种高度认可，也是希望将这种认可传递给光绪。

  • 至晚在1887年慈禧以“训政”规避光绪“亲政”时，年轻皇帝就已表现出苦闷和不满。

  • 慈禧告诉翁同龢“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即是明言要继续加强对光绪皇帝的约束。

光绪对慈禧的隐忍反抗

  • 年轻皇帝内心充满愤懑，1889年大婚后，光绪的不满开始公开发作
  • 对慈禧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毫无喜悦，婚后第四天借口有病撤销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宴礼
  • 3月7日下旨分送宴桌时**“未提后父后族”**，翁同龢将异常行为载入日记
  • 光绪怀疑慈禧有意害死生父醇亲王奕譞，1887年奕譞病重时宫中传旨不许服用有效药方
  • 光绪质问翁同龢：“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翁选择沉默以避免激化矛盾
  • 奕譞察觉光绪对慈禧的敌意，嘱咐他“好读书”以韬光养晦，翁评价“实有深心”
  • 奕譞死后市井流言称**“太后顾念予，日请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
  • 光绪归宫后“怒杖内监，击宫中什具几罄”，实为对慈禧控制的反抗
  • 姜鸣提出更可信解释：奕譞可能死于1890年底北京的传染病“瘟疫”，而非慈禧迫害
  • 光绪每日批阅奏章须送慈禧重审，如“学生写完作业交给老师”，加深怨气
  • 疑忌与怨气合流发展成帝党与后党对垒，影响晚清改革进程
  • 帝党出现于戊戌年（1898）而非甲午年（1894），甲午年帝后角力存在但无明确党派划分
  • 甲午战败后慈禧政治声望受损，光绪开明形象上升，帝后矛盾激化
  • 康有为试图通过制度局、外国顾问拓展帝党权力，直接导致帝后冲突升级
  • “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恢复训政，光绪被软禁，帝后关系彻底破裂

废帝风波与朝臣抵制

  • “朕连那汉献帝都不如！” 光绪皇帝感叹自身处境比汉献帝更不如
  • 慈禧在戊戌政变后筹划另立新君，先下诏求医营造光绪病重假象，后封溥儁为“大阿哥”推动“己亥立储”
  • 慈禧废黜光绪的计划遭遇朝廷内外重臣集体抵制，刘坤一奏疏中提醒 “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
  • 刘坤一致电荣禄强调 “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力劝反对废黜光绪
  • 李鸿章激烈反对废黜，警告荣禄 “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
  • 慈禧未能废黜光绪主要因 “为重臣疆吏所阻”
  • 1900年“己亥立储”与“义和团事件”纠缠，慈禧误信 “列强勒令太后归政” 的假照会
  • 假照会使慈禧做出不理智决策，导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太后挟皇帝西逃
  • 1900年11月慈禧为重回紫禁城打消废黜念头，取消溥儁“大阿哥”名号，但光绪仍被软禁
  • 故宫没有光绪皇帝的照片留存，是其被软禁傀儡命运的具体写照
  • 慈禧热衷拍照树立威仪时，光绪正被长期软禁于瀛台
  • 德龄回忆光绪想画油画像却自觉不可能，因 “太后不会同意”
  • 光绪对德龄说： “俟有机遇，试为之可也。尔必毋忘。但行此必审慎耳。” 显示拍照需极度谨慎
  • 慈禧禁止光绪拍照的用意：防止光绪重塑政治存在感，维持其病重假象
  • 徐珂《清稗类钞》载光绪被幽禁瀛台， “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尝踏冰出行为门者所阻
  • 慈禧 “召匠凿冰” 以断绝光绪与外界的联系，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清廷开炼钢铁始末

  • 1890年的大清，处于暗潮涌动的风平浪静之中，北洋舰队发生“撤旗事件”，导致英籍将领琅威理辞职，英国与清廷在海军建设上的全面合作因此彻底破裂。
  • 清廷启动重工业建设开炼钢铁，钢铁工业是打开近代工业体系大门的入场券，但未交给李鸿章，而是交给了缺乏经验的张之洞。
  • 进口钢铁规模越来越大，成了清廷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从1867年的11.3万担增长到1891年的172.6万担，花费巨额白银。
  • 最早尝试引入外国技术自建炼铁厂的是贵州巡抚潘霨，他上奏称贵州矿产丰富，开采铁矿与煤矿可“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但朝廷仅原则同意，无意提供切实帮助。
  • 潘霨成立“贵州机器矿物总局”，矿为商办，官为督销，严禁走私，但矿产质量差，销路受限。
  • 南洋大臣曾国荃建议**“非用机器炼制，分别等差，不能畅销”**，促使潘霨转向炼铁厂建设。
  • 潘霨依赖胞弟潘露筹办铁厂，但决策体系中没有懂行的钢铁冶炼技术人员，设备购置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
  • 青溪铁厂1890年开炉，每一昼夜得铁四万余斤，但缺乏合格焦炭，频繁引发高炉事故，爆炸一再发生。
  • 潘露因压力发病猝死，铁厂耗银27.6万两，挪用公项银19.2万两，被迫向法国洋商借款，但最终铁厂陷入绝境，选择放弃。
  • 中国第一座近代炼铁厂就此夭折，潘霨心灰意冷离开官场。

政治平衡压倒专业能力

  • 青溪铁厂失败的核心原因：资金不足和技术支持缺失，仅筹8万两银子，使用劣质焦炭导致高炉多次爆炸，暴露了业余操作。
  •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获得朝廷鼎力支持，花费568万余两银子，远超青溪铁厂的规模。
  • 朝廷支持张之洞是为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塑造新的洋务改革领袖，体现政治平衡优先于专业能力。
  • 张之洞出身清流，不懂办厂炼钢，原本无开设汉阳铁厂的计划，对钢铁行业缺乏基础认知。
  • 张之洞外行地主张各省同时开办钢铁厂，认为“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遭到李鸿章反对。
  • 李鸿章指出钢铁工业需要巨大投入，“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时并举”，并建议专注湖北大冶资源。
  • 盛宣怀提交深思熟虑的计划，主张官督商办、专业人办专业事，并强调炼铁厂不应完全依赖卢汉铁路。
  • 张之洞拒绝盛宣怀方案，坚持炼铁厂由官方控制，资源限于两湖地区，反对商股和朝廷派员督办。
  • 朝廷最终选择毫无经验的张之洞而非谙熟洋务的李鸿章与盛宣怀，旨在抑制李鸿章势力，维持政治平衡。
  • 张之洞为牢牢控制铁厂，违背经济规律将厂址设在武昌而非大冶，突显政治考量压倒专业经营。

官办企业的衙门化弊端

  • 张之洞的全盘官办，给汉阳铁厂造成了许多损害。首先是企业变成了衙门。
  • 名为蔡毅若观察为总办，而实则香帅自为总办，委员、司事无一人不由宪派，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
  • 全用官场办法，习气太重，百弊丛生，不可穷诘。
  • 张之洞对此一无所知。 英国公司建议先化验煤铁矿石再购机炉，张回应：“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
  • 购回的酸性法炼钢炉不适用于含磷量高的大冶铁矿，导致钢材不合格。
  • 从1890年到1896年，汉阳铁厂共计耗费560余万两白银，生产了5000余吨生铁和1000余吨钢料，但没能炼出一根合用的铁轨。
  • 张之洞承认官办企业已走到穷途末路：“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宣怀）议之。”
  • 盛宣怀接手后创办萍乡煤矿解决焦煤问题，但钢材仍不合格，直到1904年才确认贝色麻炼钢炉无法除磷。
  • “官督商办”企业在19世纪90年代急速沦为向朝廷“报效”的工具，“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 汉阳铁厂始终未能实现盈利，依赖煤炭和铁矿石出口维持运转。
  • 1908年新建马丁炼钢炉费银300余万两，清廷终于可自造铁轨，但此时距离清廷的灭亡，只剩短短三年时间。

光绪帝学英语风波

  • 1891年，光绪皇帝正在学习英文的消息传出，震惊了清帝国的朝野士绅，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兴奋异常，宫里也“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王爷和大臣们都一窝蜂地去寻找英语课本和教员”。
  • 传统士绅们则惶恐不安，当李鸿章16岁的小儿子李经迈也开始学习英语时，京中士大夫纷纷“函劝鸿章不可”。
  • 年轻的光绪皇帝要亲自开眼、正眼看世界。可遗憾的是，他并不是清帝国真正的掌舵者。
  • 据翁同龢日记，光绪皇帝接触英语始于上一年的12月1日，翁在日记中写道：“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
  • 翁同龢起初对光绪学习外文不理解，在日记中写道：“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
  • 外文学习开始后，光绪兴趣颇高，用工也很勤，翁又在日记中写道：“上于西文极用意也。”
  • 英文成了皇帝最关注的学业内容，让翁同龢深感失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
  • 光绪原本希望请华人传教士颜永京担任英文教师，但颜拒绝的主要原因，是“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到呢？”
  • 被派去给光绪教授英文的是出身京师同文馆的张德彝与沈铎，张德彝的外语能力优秀，曾多次担任外交翻译官。
  • 据丁韪良披露，给光绪配备两名英语教师是因为这项工作非常累人，“每天半小时的英语课程是在清晨四点钟左右，老师们必须在半夜刚过就起身入宫”。
  • 光绪很尊重自己的英文教师，“允许他们在自己在场时能落座，而王爷和其他大臣见皇帝时都只能跪拜”。
  • 但教学效果打了折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尊贵的学生上课都很准时……但他的口语糟糕透顶。试想当学生犯错时老师从不敢纠正，怎么会学得好呢？”
  • 光绪甚至还准备了一篇英文稿，试图在年节之际向各国使节做一次演讲，但演讲没有办成。
  • 张德彝与沈铎入宫教授英语时相当仓促，未准备好合适的教材，只能向传教士寻求帮助，最终找到一本插图精美的初级课本。
  • 光绪频繁派太监拜访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目的是获取广学会等机构出版的由外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书籍，“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 这种寻书活动显示光绪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学习英语，他还希望对欧美文化有更直接的了解。
  • 皇帝开始学习英文的消息很快传到民间，引起了改革期盼者们热烈的反响。《图画新报》赞颂“皇上神圣英武，万几余暇，典学不倦”。
  • 《万国公报》刊登整页彩色头条《天亶聪明》，赞颂光绪皇帝学英语之举让“中外臣民尤当奋兴鼓舞”。
  • 《申报》刊登评论文章，说皇帝这样“精益求精、勉益加勉”，可以推想，将来“凡西国之所谓长技者，不难尽为我有”。
  • 广学会的主持者李提摩太亲自写了一篇褒扬文章，列举了学习英文的四大好处，希望以此坚定皇帝将英文学习到底的决心。
  • 《万国公报》是19世纪90年代清帝国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年最高发行量约10万份。
  • 《万国公报》对光绪学英文一事的广而告之，目的是尽可能放大此事对清朝士绅的思想启蒙效果。
  • 阅读光绪帝所阅读的书籍成为一股汹涌热潮，“在皇上研读外国书籍的这三年中，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学者也都在研读西学”。
  • 李鸿章也在1891年10月让16岁的小儿子李经迈开始学习英语，并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光绪皇帝的鼎力支持，曾“称颂圣明”。
  • 光绪皇帝的举动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刊文《光绪皇帝学英语》，向西方世界郑重报道了此事。
  • 文章写道：“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光绪皇帝引领的这场英语学习热持续了约三年时间，1894年12月6日，慈禧传令“满功课及洋字均撤”，中止了正规英语课程。
  • 慈禧这样做并非出于对英文的敌意，而是试图通过撤书房来削弱翁同龢对皇帝的影响力。
  • 直至戊戌政变后，学习英语的渠道才被正式切断，庚子年后光绪的境况更加糟糕，只能偶尔向宫廷女官德龄请教英文。

帝师对光绪的控驭教育

  • 帝师们竭力防止皇帝“过激”，翁同龢等人对光绪的教育既带有启蒙成分，也带有控驭色彩。
  • 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强调“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并高兴地记录光绪开始阅读西学书籍。
  • 冯桂芬写《校邠庐抗议》的目的是“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杂家”并“羼以夷说”，核心内容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
  • 冯桂芬删节了书中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描述，如“传贤不传子”，并批注“末句似不足为典”，显示出他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和回避民主思想的态度。
  • 《校邠庐抗议》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使得它在启蒙之外还具有控驭皇帝思想的作用。
  • 翁同龢和孙家鼐都青睐《校邠庐抗议》，因为它倡导变法但限制在传统框架内；相比之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主张开设议院以兴民权、抑官权。
  • 翁同龢认同“西学为用”但坚信“中学为体”，因此他既推荐西学著作，又哀叹皇帝沉迷英语学习，认为儒家的伦常名教才是立国之本。
  • 张德彝因出身同文馆而自卑，感慨“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西学的轻视。

光绪的西学启蒙之路

  • 光绪皇帝通过翁同龢、孙家鼐等人接触到改革派著作，1891年开始自学英语，并派太监向传教士搜求西学著作，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满足感。
  • 到1898年，光绪已收集至少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来自广学会，他还购置了全套《万国公报》，寻求与西学更直接的联系。
  • 光绪与康有为有共同的知识背景，都深受广学会图书和《万国公报》影响，康有为称：“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 翁同龢虽对光绪有启蒙之功，但皇帝的见识已超出他的控驭，导致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仅四天后，翁同龢被罢免。
  • 《明定国是诏》的核心内容体现的是翁同龢的思想，而非光绪的意志，诏书强调“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而光绪希望的是“专讲西学”。
  • 翁同龢日记显示，光绪受杨深秀、徐致靖（背后是康有为）影响，要求诏书“明白宣示”专讲西学，但翁当面反对，坚持“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并将此意见写入诏书。
  • 诏书可能获得了慈禧的支持（“上奉慈谕”），光绪无法驳回，但可以驱逐翁同龢，罢免诏书中指责翁“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 具体事例包括翁反对光绪与德国亲王握手、拒绝坐陪飨宴，以及反对重用康有为，光绪曾因索要康有为著作与翁发生争执。
  • 光绪的思想已逸出牢笼，不再容忍翁同龢等人的控驭，他坚持变法维新，追求更激进的西学路径。

周汉反教案始末

  • 1892年，最让清廷焦头烂额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周汉反教案”。
  •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报告：“这次事变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 周汉是湖南士绅，活跃于长沙三家书铺，刊刻大量反教书籍、文告、歌词，并伪造中国官方公文。
  • 周汉自称“我自幼研精韬略，十九从军，平发、平稔（捻）、平回、平苗，身履行间二十余载”，后因功被保荐为陕西补用道。
  • 周汉痛恨教民败坏三纲五常和皇帝宝训，而非具体诉讼不公。
  • 在《周程朱张四氏裔孙公启》中，他骂大清的当代读书人全都猪狗不如，“蒙恩泽而不图万一之报，是谓非人”。
  • 他认为读书人应日日诵读四书五经、谨记雍正《圣谕广训》、回顾列祖列宗和皇上教导。
  • 周汉自称“顶天立地、掀天动地、惊天动地”的奇男子，发誓与“邪教妖书”决一死战。
  • 他自撰挽联：“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全躯岂算大清人”。
  • 1890—1892年，周汉撰写33种仇洋仇教资料，免费发放，遍及长江中下游，仅《鬼叫该死》就印刷80万册。
  • 他伪造民意与官意，将文章伪称为“大清天下儒释道三教公议”“湖南巡抚部院堂稿”等。
  • 在《鬼叫该死》中，他传播“挖眼炼银”谣言，指控传教士剜眼、取肾配药，称“封目归西”。
  • 周汉拒绝求证谣言真实性，斥郭嵩焘等人为“四鬼”，为郭的去世欢呼，并警告杀光“鬼子鬼孙”。

周汉反洋教宣传风波

  • 1862年长沙士绅声明：若有人敢信洋教，“子弟永远不准应试”
  • 1876年长沙科考读书人集体请愿：城乡贴满“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宣传语
  • 1890年前后周汉疯狂印刷仇洋资料，号召对洋人实施肉体消灭，得到湖南官员和读书人同情支持
  • 1891年夏秋长江沿岸教堂、教会学校遭围攻焚掠，传教士与教民死伤甚多，调查发现周汉宣传品无处不在
  • 各国驻汉口领事抗议书：周汉反教文件“出自受过教育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要求严惩
  • 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周汉“性情迂谬，而在湘省颇有名……禁劝俱穷，湘省官吏无可如何”
  • 张之洞坦言：若办周汉，“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扬言“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
  • 李鸿章复总理衙门：周汉为湘省士民之望，“若遽执法惩办，诚虑激众怒而酿变端”
  • 湖广总督衙门以周汉患“痰迷”（精神病）结案，称其“实无刊刻书画及伪造公文等事”
  • 周汉发布《湖南通省公议》：威胁尽诛入湘洋人，若有人为“鬼”说话，“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野”
  • 陈宝箴抓捕周汉后陷入两难，张之洞严词拒绝接收：“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
  • 张之洞警告陈宝箴：若解周汉至鄂，“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
  • 陈宝箴最终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为由监禁周汉十余年

愚昧的爱国者

  • 周汉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爱国者。遗憾的是，他的反教著作里，充斥着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荒诞不经的陈词滥调。
  • 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多是无知识的底层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恰恰是周汉这样的基层官绅。
  • 他们是乡土中国“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实际上等同于乡土中国对时代的基本认知。
  • 一位爱国者与另一位爱国者水火不容，缘故显然在于各自的见识不同。
  • 郭嵩焘远涉重洋，见识到“君王之治”与“制度之治”的区别，对制度建设与文化、风俗乃至国民性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 周汉则不然，他历事虽多，却始终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
  • 周汉在供词中陈述思想底色：“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
  • “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
  • “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
  • “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
  • 这种认知，是19世纪90年代多数士绅与读书人的思想底色。

慈禧寿典筹备始末

  • 一切都要为太后的大寿“让路”，包括李鸿章旨在巩固东北国防的关东铁路
  • 慈禧六十大寿庆典耗银千万两以上，对标乾隆八十大寿，寻求心理补偿
  • 李鸿章修关东铁路核心目的是应对东北地区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
  • 国有大政，不得稍执成见，亦不得维阿取容——李鸿章驳斥反对铁路建设的意见
  • 张之洞主张铁路利民利国：“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方便“征兵转饷”
  • 张之洞提出修建卢汉铁路，主张全用国产铁轨以便“藏富于民”
  • 清廷暂停卢汉铁路，将经费移修更紧急的关东铁路应对俄国和朝鲜危机
  • 关东铁路计划出山海关经营口、吉林抵珲春，共2000余里，需银3000余万两
  • 铁路建成后，清军可迅速在东三省集结应对危机

慈禧寿典挪用铁路经费

  • “前因庆典紧要，户部商借二百万，极形支绌，岁仅百万可指，实难再分”——李鸿章透露户部为慈禧六十大寿提前挪用铁路经费，导致关东铁路资金严重短缺。
  • “倘预支银而轨不济用，必至贻误”——李鸿章担忧张之洞预支铁路经费却无法生产合格铁轨，最终耽误铁路建设。
  • “每年分拨百万为庆典之用，鄂中又奏留十万为铁厂之用，是每年仅余九十万，如再抽拨，便须停工”——铁路经费被层层挪用，剩余资金已无法支撑工程继续。
  • “户部总司出纳，更应力求撙节，遂将铁路经费暂停支放，为移缓就急之计”——《申报》直接揭露铁路停工是因慈禧万寿庆典挪用经费所致。
  • “铁路为富强根本，时至今日兴办不容稍缓”——报道批评清廷为短期庆典牺牲长远国家利益，忽视铁路对边防与富强的重要性。
  • “所有作工之人流落关内外，失所依归，甚至三五成群，见过客之携带囊槖者，肆行劫夺”——铁路停工导致工人失业并沦为盗匪，引发地方治安危机。
  • “太后的万寿事大，区区几千至万余名工人的失业，远不足以引起中枢与地方的注意”——清廷官员忙于“报效”太后，无视民生与社会问题。

慈禧寿辰官员报效清单

  • 所谓“报效”，即臣子向君王送钱送物。
  • 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应该降下“天恩”，给中外大小臣工一个“祝嘏输忱共襄盛典”的机会。
  • 京官们需要给慈禧太后进呈白银26.39万两，外省官员需要进呈94.3万两，总计120.69万两。
  • 朝廷认为只让文武官员“报效”一次不够，还不足以抒发对慈禧太后的爱戴之情。
  • 李鸿章以大学士身份领衔上奏，恳求朝廷“赏给地段点缀景物叩祝万寿”。
  • 直隶官员“再筹集银三万两，以备添设地段点缀景物之需”，且“仍交内务府办理”。
  • 第二次“报效”额度为每省再交银3万两，援引乾隆二十六年旧例。
  • 总税务司赫德、盐商及工商企业也被要求参与“报效”，最终慈禧收到白银169.55万两。
  • 两次“报效”总计298.15万两，以当时价格可购买并养护大型军舰三四艘，或装备并编训一个完全近代化的陆军师团。
  • 1893年，没有人在乎关东铁路已经停工；也没有人在乎北洋舰队的建设已停滞多年。
  • 李鸿章请求将北洋舰队维修分成十年，每年筹拨白银15万两，但朝廷不可能在1893年和1894年拿出这笔经费。
  •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二十五年来，有三千英里铁路线，一万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
  • 日本有最现代化之常备陆军十五万人，有各式军舰四十只，与任何欧洲各国相比无逊色。
  • 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廷，铁路总里程仅有477公里，关东铁路仅218公里，出山海关部分仅64公里。
  • 清廷陆军总数约117万人，但防勇与练军约40万人分散全国，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
  • 日军在山东战场上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被动防守的清廷陆军以多打少，实施各个击破。
  •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铁路运输了20多万出征士兵，3万多匹战马，军事铁路运输基本上没有间断过。
  • 小川又次断言，清廷只要一天没有“布设铁路”，就“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
  • 关东铁路为慈禧太后万寿让道暂停建设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问题远比没有布设铁路更严重。

甲午战争的真实与虚幻

  •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让慈禧太后心心念念的六十大寿庆典化为泡影，也让晚清30年自强改革正式宣告破产。
  • 清廷陆军与海军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见本书前文《1878年：连小小的武举也废不掉》《1886年：拿昆明湖换渤海》《1888年：北洋海军以残阵成军》与《1893年：关东铁路为太后大寿让路》四章。
  • 海战方面，北洋海军虽可与日本海军勉力一战，终不免因决策层的胡乱指挥而全军覆没；陆战方面，日本陆军人均仅消耗8颗步枪子弹，就击溃了清廷陆军。
  • 遗憾的是，战败带来的震荡主要局限于体制内人士和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清帝国的底层民众大多对这场战争无感，许多人甚至以为大清才是战争的胜利者。
  • 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在他小时候一段时间里，始终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
  •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
  • 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指朝鲜）也被日本抢走了。
  • 类似的版画，迄今仍留存于世。 全部版画展出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ndex.htm l。
  • 这56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版画中，有一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极可能便是蒋梦麟提到的那张让他印象深刻的画片。
  • 这些版画，与蒋梦麟所见画片的主旨相同，全部是在宣传清军大胜、日军大败。
  • 比如，有一张题为《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版画，表现的是清军水师大败日本海军。
  • 还有一张《海军大胜图》，极力表现“日本海军遭到大清水师痛击”。
  • 陆战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比如有一幅《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将日军在陆战中的“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
  • 另一张版画《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里，清军占据着战场上的绝对优势。
  • 关于台湾战场的描绘尤其夸张。版画里，不但日军在台湾被刘永福等人率领的清军打得屁滚尿流，而且连后来的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37—1922），也遭清军捕获，受审后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了。
  • 总之，在这些版画里，无论陆战、水战，日军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每次战役，都被英勇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民间版画中的甲午战争

  • 朝廷对战争信息实施了管制，民间年画与媒体报道严重依赖不实传言
  • 上海小校场年画作者多为匿名民间文人，因年画被视为“上不了台面”
  • 版画分两类：传统年画风格和酷似《点石斋画报》的时事画，全部来自上海民间文化机构
  • 消息源不可靠：清军拒绝外国记者随军，报刊依赖“访事人”和朝廷失真邸报
  • “访事人”缺乏专业训练，信息多为道听途说；前线战报常杜撰情节、夸大歼敌数据
  • 清廷重点管控电报局，“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尤其禁止暗码传递
  • 信息管制目的：防日军间谍侦知，避免民间知晓败绩引发恐慌与社会不稳
  • 《申报》被迫公开解释假新闻成因，承认因清廷信息管制而依赖谣言
  • 日本破译清廷密电，战前已掌握李鸿章、袁世凯、汪凤藻与总理衙门往来密电
  • 破译关键：1886年清廷密电本意外遗失，1894年日本设圈套诱使汪凤藻发送中文文件
  • 清廷拒绝电报技术多年，政治氛围保守，缺乏电报人才，导致无人提醒密电风险
  • 信息管制仅阻碍本国百姓获知实情，未能对日保密，反使日本掌握谈判主动权

舆论压力下的真实报道困境

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甲午战败后的朝野反思

  •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指出：甲午战前的中国仍在用幻想出来的强大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惨败后，“它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

  • 恭亲王奕䜣反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认为失败根源在于未彻底学习西方。

  • 光绪皇帝对李鸿章表示：“负国之罪，在不自强”，君臣共识洋务改革失败在于程度太浅、力度太小、速度太慢。

  • 光绪发布朱谕，要求君臣“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专注于练兵筹饷，务求“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并期待臣工改革建言。

  • 甲午战后，举国兴起改革思潮，“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涉及铁路、洋操、学堂、银行、邮政等多领域改革建议。

  • 胡燏棻在奏折中提出：“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强调全面学习西方为唯一强国之路。

  • 胡燏棻的改革建议包括修筑铁路、改革币制、允许民营进入军工采矿、裁汰漕运绿营、创办邮政新军、广设学堂弃八股等，但回避政治制度改革。

  • 山东巡抚李秉衡强烈反对废除八股，认为“若如胡燏棻之言，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担忧人心陷溺，祸乱滋生。

  • 李秉衡以李鸿章效西法而败为例，反问：“李鸿章之崇效西法亦专且久矣，所谓富强者安在哉！”，借甲午之败否定西化改革。

  • 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指控胡燏棻奏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质疑改革主张的忠诚性，反映保守势力对西化改革的抗拒与阴谋论调。

  • 改革遭遇旧制度食利群体的隐蔽抵制，如驿递、漕运、绿营等既得利益者阻碍变革，使得光绪的改革热情在地方遭遇具象抵制。

  • 慈禧太后作为前30年改革主持者，深知朝臣反思必涉及自己，即便未明言，内心对慈禧必有意见，如李鸿章的反思即隐含对高层决策的批评。

李鸿章反思改革路径

  • 李鸿章反思甲午之败，主张“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认为之前的改革路径错误，既不足以自强，也不足以克敌。
  • 改革失败原因在于朝廷限制：李鸿章批评清廷“限于财力，拘于部议”，十年未给北洋海军拨款，导致器械落后，海军“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
  • 私人信函中直指朝廷腐败：“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暗指1884年“甲申易枢”后慈禧掌控的十年改革彻底失败。
  • 羡慕日本明治天皇“能听善言”，感叹自己办了30年洋务，却无法按真实认知行事，“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 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意识到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是关键，但朝廷“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取才与教育制度未变。
  • 科举制度是统治术，朱元璋以科举“柔天下”，困住“负血气者”，但阻碍了人才向工商业和实用领域发展。
  • 1896年访欧美后，李鸿章深刻领悟西方强盛根源：“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而中国“政杂言庞，生财之法不逮远甚”。
  • 郭嵩焘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直言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结果被朝野指为“汉奸”。
  • 曾纪泽羡慕西方政教有序、富强有本，但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因郭嵩焘前车之鉴，日记内容谨慎。
  • 薛福成初疑郭嵩焘，亲见欧洲后信服，呼吁经济上“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政治上“养民教民”，需做五件大事：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
  • 薛福成注意到中西用人差异：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方“用人以富者为贤”，认为“有恒产即有恒心”。
  • 李鸿章与薛福成都意识到：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之外，更要紧的是政治改革（上下一心），隐含答案是将清廷变为“君民共主之国”。

严复论中西文化差异

  •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
  • 中国人的历史观追求复古，崇尚治乱交替，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西方人的历史观追求崇今，坚信由乱到治，不可复逆，是一种历史进步论。
  • 中国的统治者力图使历史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平衡。
  • “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让民众不要争，消灭民众的竞逐之心，让他们安于穷困与愚昧。
  • “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
  •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 中西文化差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 “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表面不区分中西优劣，实则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 改革需标本兼治：标为“收大权、练军实”，本为提升“民智、民力、民德”。
  • “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重要的是国家能否从战败中恢复。
  • 西洋胜我之处在于“法胜”（法规制度）和“无法之胜”（自由平等的社会风气）。
  • “无法之胜”：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
  • “法胜”：官工商贾章程明备，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
  • 批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论调为“其语近诬，诬时讨厌”，显示“中国民智之卑”。
  • 反对盲目复古或全盘西化：祖宗之法落实无效，直接移植西方民主议院亦会“上作而下不应”。
  • 当前改革首要任务是废除科举，改革教育体制，以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增长民力。

谭嗣同的失望与转变

  • “好极好极”的背后，潜藏着谭嗣同对清廷的极度失望。
  • 谭继洵认为“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用人者本之本也”，仍停留在传统治术，轻视制度变革。
  • 甲午惨败让谭嗣同从传统治术的拥趸转变为清帝国的逆子。
  • 谭嗣同早年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但甲午战败后，他“专精致思”，认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唯一办法是“尽变西法”。
  •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谭嗣同极端言辞显示甲午之败的巨大刺激。
  • 谭嗣同转而承认“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主张“尽变西法”。
  •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谭重新界定君民关系，挑战传统帝制。
  • “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强调国家应以民为本，批判君主私有天下。
  • 谭激烈抨击清王朝建立依赖血腥暴力，称辽、金、元为“罪浮于前此之君主”，并揭露清初屠杀如“扬州十日记”。
  • 康熙、乾隆在谭眼中成了“客帝”和“贱类”，是“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的大盗。
  • 谭认为清廷宁愿承受城下之盟，也绝不愿让民众拥有“战守之权”。
  • “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谭呼吁做变革先驱，不惜牺牲。
  • 谭嗣同自身践行这一理念，1896年对康有为执弟子之礼，支持“保中国不保大清”，并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

甲午后改革失败原因

  • 与其说后来的百日维新是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回应，不如说是对1896—1898年“甲午后改革”失败的回应。
  • 光绪皇帝的“甲午后改革”包括四项核心内容：军事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前三项均未按皇帝意志推行。
  • 清廷中枢意识到陆军需推翻重来，汉纳根提出“十万新军计划”，主张用西法练兵，由皇帝直接统帅，但遭内外反对而流产。
  • 汉纳根指出清军两大弊端：无总帅导致兵力分散，无名将因缺乏近代军事教育，主张“特简西员为总统，舍仰秉庙谟之外，疆吏不得节制”。
  • 光绪皇帝支持汉纳根，但因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张之洞）和中枢（如荣禄）集体抵制，计划失败，最终练兵规模缩至5000人。
  • 荣禄反对汉纳根，称“中国财富已属赫德，今再将兵柄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强调兵权不可交洋人。
  • 胡燏棻、张之洞等均主张洋将须归地方督抚节制，不可直接听命中枢，反映了地方与中央的权力矛盾。
  •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虽仿西法，但背后是荣禄而非皇帝，与光绪初衷的“御林军”本质不同。
  • 新军的兴衰取决于地方督抚而非皇帝，如张之洞的“自强军”随其调职而沦落，凸显中央控制力的薄弱。

财政整顿计划流产

  • 《马关条约》赔款总额达2.315亿两白银，清廷年财政收入仅8000万两，赔款压力巨大
  • 户部提出十大筹款措施，包括裁军、追缴欠税、整顿厘金、盐斤加价等，主要针对地方利益
  • 地方督抚抵制改革，户部无奈承认“各省复奏率多空文，鲜有实际”，财政整顿沦为空谈
  • 光绪皇帝恳求地方“激发天良”配合中央，暴露中枢对地方的无力控制
  • 清廷转向对外借款，三年间借款3.1亿两，以关税和厘金作担保
  • 赫德被寄望接管厘金征收，但坦言“各地官吏和人民都不欢迎”，阻力巨大
  • 赫德指出改革失败根源：“官吏们最不愿意做事”，改革触及官僚私利
  • 总理衙门最终选择田赋抵押而非厘金改革，因“管理厘金影响官吏私囊，管理田赋只影响政府”
  • 1898年英德续借款以七处厘金作担保，赫德代征，但地方持续抵制
  • 赫德既视此为“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又担忧“各省当局都要反对”，陷入矛盾
  • 中央财政山穷水尽，钦差刚毅南下仅压迫出200余万两，无法形成长效制度

京师大学堂改革之议

  • 20多年来，各地陆续开设武备学堂与自强学堂，但仍是人才匮乏，无法应对时代变局
  • 主要原因是学校数量不多，学生也少，学馆往往仅有数十名学生
  • 传授的内容也不行，只能教出一些翻译人才和器械操作人才，几乎不涉及“治国之道”与“富强之原”
  • 李端棻的改革建议是：创办三段学校制度：京师大学堂、省学堂与府州县学堂
  • 学堂生源须从科举体系中的诸生、举人和贡生中选拔
  • 改革教育内容，增加外语、算学、天文、地理、世界历史等科目
  • 核心主旨是要引入一套迥异于科举取士的新教育体制
  • 总理衙门的“议复”回避了“学堂取士”的主旨，深知改革官僚系统的上升渠道会损害许多人的既得利益
  • 总理衙门强调教育改革“惟在地方官之劝导有方”，将权力与责任下放给地方
  • 对大多数地方督抚而言，做官远比做事重要，“保守”虽会引起后世的讥笑，在当时却是最稳妥的做官之法
  • 梁启超感慨：即便是在两广这样受西潮冲击最大的前沿省份，大多数官员仍选择敌视西学
  • 总理衙门的“议复”看似肯定李端棻的改革主张，实际上是在消解其改革主张，使其失去落实的可能性
  • 沈曾植担忧“一有浮议，立即关门”的现实政治环境，对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奏折采取肯定主旨但消解操作性的手段
  • 李端棻奏折中唯一未被消解的主张是设立京师大学堂，被沈曾植定性为“扩充官书局”的附属项目
  • 孙家鼐的奏折大退步，完全没有提省府州县的新学堂建设，也没有要求从科举体系选拔学生，仅主张在科举考试中新设“时务”一科
  • 如此让步，显然是不想刺激科举取士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因循守旧者
  • 光绪皇帝将孙家鼐奏折“恭呈慈览”送至慈禧太后处请示，然后此事就没有了消息
  • 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计划遂中途流产，直至两年后“戊戌维新”才再次谕令批准创设

湖南腹地自立运动

  • 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给清廷朝野造成了巨大冲击
  • 总理衙门认为不可轻言决战，若“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故致力于让事件国际化，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 德国记者曾在胶州湾现场发文报道称：“中国现政府之死亡，乃时间问题”
  • 受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部分民间志士生出了一种新认知：救亡图存之事，断不能再依赖清廷中枢
  • 康有为派门下弟子集体入湘，试图以湖南为基地，通过创办学堂、印刷报纸等方式，来谋求“保种保教”
  • 康有为解释选择湖南的原因：“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且“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
  • 梁启超提出“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 梁启超游说陈宝箴效仿窦融和郑成功，强调“腹地自立”不是背叛清廷，而是一种特殊局势下的“独立自任”
  • 梁启超在书信中称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也”，显见康党有意在湖南另立以谭嗣同为首脑的新政权
  •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 “保中国不保大清”才是“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
  • 梁启超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 谭嗣同、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
  • 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中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
  • 清廷宣布康党及谭嗣同等“六君子”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

湘绅抵制民权思潮

  • 时务学堂内民权思想日日激荡，引起湖南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警觉，他们联名上书指梁启超等人为“康门谬种”，斥其教授内容为“异学”“邪说”，要求查办。

  • 王先谦与叶德辉在湖南学界声望很高，他们的批评给康门弟子造成很大压力，也给“湖南腹地自立”计划带来很大阻力。

  • 唐才常等人“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伪造温和札记以应对审查，但陈宝箴仍下令销毁《时务学堂课艺》版片和刻本。

  • 王先谦与叶德辉并非守旧派，而是变法的拥护者；时务学堂正是由王先谦领衔禀请开办，湖南知识分子在康门弟子入湘前已具改革共识。

  • 王先谦反思清末变法，认为问题出在不愿对西法“亦趋亦步”，反要在西法基础上“自出新意”，导致“纷纭二十年一无所得”。

  • 王先谦反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场，他支持“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但不容忍民权理念这种“邪说”。

  • 王先谦担忧学生受民权教育后，“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对清廷失去认同感；他们的改革主张仅限于引进西方强国之“术”，大清立国之“道”决不能改。

  • 《湘省学约》批判梁启超等人“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并指责其“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要求“屏黜异说，无许再行扬播”。

  • 叶德辉攻击梁启超等人更猛烈，誓言“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在所不顾”，但他并非保守排外者，曾批评嘲讽“西人无伦理”者为“浅儒”。

  • 叶德辉不反对变法，但不倡导变法，只呼吁去弊；他认为西方善政一入中国则“百病丛生”，故“只言去弊”，弊去则“法不变而自变”。

  • 叶德辉未意识到变法生出新问题的根源在于清廷只引入技艺而未改革制度模式；他仍坚信清帝国拥有特殊地位，从人种和文化层面自恋自大。

  • 叶德辉坚信儒学是“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无法容忍梁启超等人变更历史事实和评价。

  • 1897—1898年的对抗并非顽固派与改革派之争，而是两群认同改革但对改革程度有巨大认知分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

  • 王先谦与叶德辉的认知仍局限于“忠孝节义”或儒学先进性，而谭嗣同与唐才常已坚信“君主之祸”不除则改革无望，并着手联络会党、组建武装力量。

革命者的胆魄与远见

  • 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 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 谭嗣同深知推动时代转型的风险，曾试图通过英俄“免死卡”寻求保护，以避免被“横诬为会匪而冤杀”。
  • 谭嗣同对清廷及爱新觉罗皇室高度痛恨，其著作《仁学》中虽不显明，但私下明确表达不满。
  • 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 维新与革命对谭而言皆是手段，终极目的是兴民权，改造专制政体为“君为民办事”的新体制。
  • 北上前的诗句“三户亡秦缘敌忾”显露谭对清廷旧体制的决绝态度。
  • 就义前谭嗣同强调：“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 康有为与梁启超后来篡改其遗言为“无以酬圣主”，矮化了谭的理想与精神。
  • 谭嗣同就义时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由君权走向民权的时代转型，而非清王朝存亡。
  • 他们的理想没有变，变的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

恭亲王遗言与变法启动

  • 恭亲王奕临终遗言被后世杜撰，实际决意驱逐翁同龢的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
  • 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但内容体现的是翁同龢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而非光绪“专讲西学”的意志
  •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光绪受康有为影响欲“专讲西学”，但翁当面反对，坚持“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 诏书未体现光绪意志，导致翁同龢被罢免，罪状为“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 光绪深受广学会西学著作影响，产生“专讲西学”理念，与康有为思想高度相似
  • 翁同龢违逆光绪意志，坚持“中体西用”，刺激光绪不惜自毁羽翼将其罢免
  • 光绪亟欲摆脱旧官僚束缚，康有为提议开制度局、懋勤殿得到皇帝认同

康有为的制度局构想

  • 康有为在戊戌年主要推动开设制度局与懋勤殿，作为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而非关注具体改革事务。
  • 制度局下设十二分局，地方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此举将架空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康辩称仅为“议论”机构，但实际垄断新政执行。
  • 翁同龢日记记载康有为“狂甚”，并篡改痕迹显示“灯后愤甚虑甚”，反映高层对康的激进主张不满。
  • 康有为建议光绪“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旧机构仅能处理未改革旧政。
  • 光绪对制度局感兴趣，因无法依赖既有官僚系统实现改革，但慈禧明确指示总理衙门“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 康有为回忆：军机大臣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显示改革触及权力核心利益。
  • 康转向建议开设懋勤殿，但本质相同，慈禧和中枢大臣洞若观火，均未成功。
  • 光绪失去耐心后直接宣布开设懋勤殿，康有为急迫推动王照与徐致靖写折推荐自己与梁启超进入，但王照揭露“皇上已定名单”并非真话。
  • 戊戌变法最大阻力在于权力重新分配，整个官僚系统恐慌“裁撤冗员”，谣言四起称将设“鬼子衙门”。
  • 康有为辩白自己“但主增新，不主裁旧”，主张“以高爵待耆旧，以差使任才能”，但光绪未采纳。
  • 光绪激进裁撤冗署冗官，如詹事府、大理寺等，导致近万人失业，引发混乱，接收时发现印信、文件全无，门窗被毁。
  • 王照弹劾礼部堂官扣押奏折，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王照连升三级，反而激化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冲突。
  • 光绪为巩固权力，破格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为军机章京，四人背后分别有康有为、张之洞和荣禄的支持。

康有为的合邦与孔教改革

  • 康有为建议建立“孔教会”，主张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与世俗政权平行的神权体系，“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但未获光绪和士林认同。

  • 康有为提出与英、日“合邦”，主张两国联合，“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背后考虑包括利用荆襄势力及推动政权汉化。

  • 洪汝冲奏折（康有为拟）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策，其中“借才”主张**“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具体推荐伊藤博文；“联邦”则主张与日本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并举例挪威与瑞典、匈牙利与奥地利合为一国。

  • 李提摩太《新政策》建议清廷“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并“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实质是让外国人才直接掌控部门实权，而非仅顾问角色。

  • 康有为接受李提摩太“对外借才”建议，并推动成立有外国专家参与的最高决策机构，“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 杨深秀奏折主张“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明确支持合邦，并强调借才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

  • 宋伯鲁奏折详细描述“合邦”内容：“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实质是四国合并为新政权，由新政府统管核心事务。

  • “合邦”理念源自日本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主张日韩合并以抵御西方，康梁删改出版此书，显示其认同合邦理念，“保中国不保大清”，不惜牺牲爱新觉罗皇室。

  • 慈禧发动政变主因是担忧光绪借外国势力争权，尤其警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成为顾问，“不能容忍光绪借外国势力与自己争权”，而非直接因“围园杀后”计划。

戊戌六君子之死

  • 清廷以“大逆不道”罪名处决“戊戌六君子”，朱谕称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

  • 慈禧不审而判直接杀害六君子，原因包括避免外部干预和获悉“围园杀后”计划后的震怒

  • 六君子并非志同道合，对改革存在显著分歧：杨锐与刘光第厌恶康有为和康党，林旭曾试图撇清关系，杨深秀立场模糊，仅谭嗣同是康有为的真正拥护者

  • 杨锐评价康有为“谬妄”，在密信中批评康党但反对过度诋毁，称“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

  • 杨锐与谭嗣同因康有为问题发生冲突，杨被指“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谭愤而争执

  • 杨锐私下批评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因谭密谋不泄、林轻狂冒进

  • 刘光第“无新旧之见”，仅参加保国会一次便因不喜康党言论不再往来，家书中感叹朝中党争“实寒心”

  • 刘光第为免祸主动与军机大臣商议奏章，劝光绪勿架空军机大臣权力，显示与康党政见不同

  • 张之洞急电营救杨锐，担保他“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

  • 刘光第家中搜出弹劾康有为的奏章，杨、刘均动过辞官念头，杨称“同列甚不易处”，刘忧“憨直贾祸”

  • 林旭对康有为态度摇摆：1897年欲避是非，1898年又自称康学生，任职军机后冒进，“欲尽斥耄老诸大臣”

  • 康广仁抱怨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建议废八股后急流勇退

  • 杨深秀因替康有为呈奏“合邦”计划被杀，奏折建议调袁军入京和“入园掘金”，实为“围园杀后”密谋

  • 康有为、梁启超在纪念文字中虚假描述杨锐、刘光第为同党，如称杨“与我志意同”，扭曲历史真相

  • 百日维新失败是清廷30余年洋务改革失败的苦果，涉及帝后权力斗争、改革者内部分歧和认同缺失

门户开放与列强博弈

  • 门户开放的本质是“为尽力扩展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获取优惠与特权”，但美国通过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赢得了道义优势，并使其他列强感到孤立。
  • 慈禧因“围园杀后”计划刺激，意图废黜光绪皇帝，但遭到重臣反对，强调“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和“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
  • 1899年影响清帝国最深的事件是《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的出台，它直接催生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加剧了底层社会的失序。
  • 该条款赋予传教士相当于清廷官员的特殊身份，允许他们介入地方诉讼和教案处置，打破了清廷长期坚持的“驳斥不准”原则。
  • 清廷无力从司法文明和条约外交层面解决教案问题，只一味向地方官员施压，导致地方权力体系失衡和底层治理秩序崩溃。
  • 地方官员为保仕途，往往袒护教民；传教士为吸引教徒，常支持教民；底层民众分化为三类：不堪压迫者、为谋利入教者、以及组织拳会对抗者。
  • 清廷基层治理虽无公正，却有一种“无公正可言的公平”，所有民众均受秦制压榨，但传教士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公平”，教民在诉讼中获得了优势。
  • 清廷中枢出台条款的期望是缓和与传教士的紧张关系，避免教案上升为外交问题，但已无暇顾及底层秩序的动荡，巩固政权优先于提供稳定秩序。

晚清民教冲突与制度失序

  • 制度上的缺陷无法依赖人事上的努力来弥补。
  • 民教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有缺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考验人性。
  • 坏的制度诱惑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约束坏人成为好人。
  • 西方学者认为梅花拳、大刀会等组织起源于“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且与“干预词讼”关系甚大。
  • 传教士干预地方争端为教会获得新信徒，但也导致反教冲突层见迭出，扰乱了地方社会传统结构。
  • 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并非虔诚的基督徒。
  • 天主教士通过干涉当地政治和司法来赢得皈依者，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的仇恨。
  • 教案中常见以“羊叫”喻“洋教”的内容，地方官偏袒教民的行为进一步激化矛盾。
  • 地方官员对民间自救组织采取两手策略：鼓励其展示实力以威慑传教士，冲突激化时则抓捕领袖以平息事端。
  • 庙堂已然全面失职，江湖只能结社自救。
  • 梅花拳、大刀会等“义和团早期组织”与教民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 拳民使用的手段可能是愚昧的，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愚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拳会异变与地方自救

  • 梅花拳与大刀会的最初参与者，往往是基层社会中那些有家有产之人，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
  • 山东威县张家屯的案例显示，富户更倾向于加入梅花拳，而贫穷户参与率较低。
  • 1899—1900年北方大旱和《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加剧了民教冲突，地方官员对教民的偏袒愈加严重。
  • 士绅富户因风险增加和救济负担加重，逐渐放弃对拳会的控制权，让位于无业游民领袖。
  • 新领袖如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等多为无业游民，拳会组织的性质随之改变。
  • 朱红灯、曹福田等人并不爱大清，“兴清灭洋”口号仅是避免被剿灭的策略。
  • 柯文的研究指出，义和团的暴力活动主要针对教民和教堂，而非洋人或基础设施，因伤害洋人会引来官府镇压。
  • 袁世凯的镇压手段迫使山东拳民转移至政策更宽松的直隶，并获慈禧太后允许进入京城。
  • 慈禧利用义和团的“民心”打击列强，以应对戊戌政变后列强对光绪的好感和干政。
  • 义和团被慈禧抛弃和清算后，1901年清廷对拳民进行多种形式的迫害，包括重点赈济教民而忽视平民。
  • 地方官员一味听从教民指控捉拿拳民，甚至勒索非拳民，导致许多民众为自保而加入洋教。
  • 刘大鹏在日记中批评官府**“为洋教驱民”**，迫使民众铤而走险或入教。
  • 前义和团拳民改信天主教后直言：“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反映了清廷失信和民众的无奈转向。

庚子之变与改革之殇

  • 晚清改革始于1861年，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是为了雪耻，第一重目的是让“庚申之变”的惨剧不再重演，第二重目的是用坚船利炮从洋人身上寻回属于天朝上国的荣光。
  • 1900年，40年改革终于结出了它的“果实”——较之“庚申之变”更为屈辱的“庚子之变”。
  • 太后之怒与许景澄之死：1900年6月19日，紫禁城仪鸾殿，许景澄站在了人生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
  •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太常卿袁昶高呼“臣有话上奏”，详谈拳民不可倚仗，邪术不可相信，“慷慨唏嘘，声震殿瓦”。
  • 慈禧不满，质问袁昶：“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
  • 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宣读洋人四条照会，前三条为干预内政，第四条未宣读的是**“勒令皇太后归政”**。
  • 慈禧说洋人猖狂，与其“等亡”，不如“一战而亡”，群臣叩头大呼“愿效死力”。
  • 慈禧警告群臣：“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 刘坤一、张之洞联名急电反对开战，警告**“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联元反对开战，担忧“洋兵他日入城，鸡犬尽矣”，被载漪斥为“汉奸”。
  • 王文韶劝慈禧三思，遭慈禧拍案痛骂：“此话早厌矣！……令夷兵毋入城，否则且斩若！”
  • 慈禧召集御前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商议危机处理办法，宣战是她的第一选项，她为了个人私欲向列强开战，但不愿独自承担战败后果。
  •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光绪拉住许景澄的手含泪说“更妥商量”，并问许景澄**“我大清现在究竟能不能与各国开战？国运安危在此一举”**。
  • 许景澄含泪回奏，列举诸多理由，结论是**“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光绪“辄一首肯”，君臣相持而泣。
  • 慈禧见状怒斥：“皇帝放手，毋误事！” 并骂许景澄“无礼”。
  • 许景澄预知结局，对唐文治说**“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
  • 1900年7月28日，慈禧拟旨诛杀许景澄、袁昶，罪名是**“语多离间”“大不敬”**。
  • 菜市口行刑时，袁昶大骂徐承煜：“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
  • 许景澄劝袁昶“何必如此”，临死前还完成京师大学堂存折交接，“极公正有道德的人”。
  • 行刑后，许景澄尸身“宛转泥沙中，面目模糊”，家人不敢收尸，围观民众“塞途聚观，拍掌大笑”。

清廷宣战照会始末

  • 1900年6月19日清廷照会列强：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
  • 照会实质：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并非宣战，而是提议使馆人员撤至天津。
  • 1900年6月21日清廷诏书：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实为内部动员，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
  • 诏书性质：这是一份“内部动员令”，将之称为“宣战诏书”并不准确，列强从未收到，仅秘密传达至部分官员。
  • 清廷后续行动：6月29日谕旨强调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
  • 地方督抚反对：张之洞、刘坤一称义和团为符咒惑人，并警告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 袁世凯的策略：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逗留山东者视为匪徒，以规避直接冲突。
  • 盛宣怀的干预：扣押朝廷电报，但密呈督抚，勿声张，并提议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
  • 李鸿章表态：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支持东南互保。
  • 东南互保协议：南方督抚正式集体拒绝卷入清廷中枢的对外战争，维持地区和平。
  • 最终结果：慈禧太后彻底失去了东南督抚的支持，清廷中枢与地方分裂。

李鸿章与南方密谋

  • 李鸿章面对调任直隶总督时毫无喜悦，干瘦的身子在宽大的藤椅里陷得很深
  • 卜力怀揣谋划，希望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新政府，试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
  • 甲午年间美国人曾秘密策划“倒清拥李”，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
  • 毕德格认为：要使中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会是最合适的统治者
  • 科士达主张：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
  • 威尔逊在信中提出：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由日本来控制这一局面
  • 伊藤博文决策“进攻威海、略取台湾”而非攻北京，因担心列强干涉和陷入暴民困境，打破了美国人的拥李计划
  • 庚子年英国人和刘学询再度试图拥李鸿章独立，刘学询怀有强烈帝王梦，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一类人物
  • 孙中山接刘学询信后赴港，李鸿章默许接触革命党人，其电报记录被幕僚刻意抹掉
  • 刘学询代表李鸿章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回应：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
  • 李鸿章对独立计划态度模糊，仅以“颌之”回应，既非赞成也非反对
  • 卜力期待李鸿章背叛清廷，认为他正向两广独立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总统
  • 李鸿章直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并试探性补充“也许是个汉人？”
  • 卜力回应将征求“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实则暗示李鸿章本人
  • 李鸿章明确表态：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口齿异常清晰
  • 伦敦禁止扣留李鸿章，担心破坏外交局势，两广独立计划失败
  • 北上途中，李鸿章说出“舍我其谁”，展现责任担当
  • 但谈及国势时泪眼蒙眬：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预感个人与国家的末路
  • 1901年李鸿章去世，预见了自己的死期和清的末路

新政背后的权术本质

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的结果。

庚子赔款的民众负担

  • 最终付出代价的是底层百姓
  • 庚子赔款总额为海关银4.5亿两，按中国人口每人摊派一两
  • 39年期、年息4厘的清偿方式，本息共计9.82亿余两海关银
  • 加上地方赔偿2000万两，总计海关银10亿余两
  • 实际所付赔款相当于总赔数的45.11%
  • 付金付银交涉和金法郎案交涉使中国多支付1.68亿两白银
  • 清廷筹集方式：关税和直接盘剥民众
  • 关税自主权丧失，进出口税率只定为5%
  • 各省摊派每年1880万两库平银
  • 浙江加税加捐政策：粮捐加收300文、盐加价4文、盐引加价0.4两、房租税十分之一、鸦片税20文、酒税照费洋10元
  • 浙江民众直接负担1227.6万余两白银
  • 地方官员将赔款视为政治负担和致富机会
  • 京郊延庆摊派13万，实际摊派超过20万
  • 清廷无意查办敛财行为，首要任务是凑足赔款
  • 慈禧严旨：必须如期筹偿，不准丝毫短欠
  • 官员贪腐无足轻重，一切为完成赔款让路
  • 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食盐加价多次、丁漕捐、按粮输捐、赔款新捐、小推车税、驴马税、新加肉厘
  • 陕西将庚子赔款全数加入地丁，压在农民头上
  • 百姓被压迫得喘不过气，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耕种者
  • 量中华之物力保住权位，代价是沉重摊派压迫民众

清末改革上谕的保守本质

  • 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强调三纲五常不可动摇，但具体政策可变。
  • 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表面主张学习西方，实为政治粉饰。
  • 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为戊戌政变辩解，将康有为改革定性为“乱法”而非“变法”。
  • 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批评以往改革只学西方表面技术，未触及根本。
  • 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钦定“西政之本源”为中国传统道德，实为限制改革范围。
  •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呼吁改革，但前提是维护旧有纲常。
  • 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张之洞质疑改革上谕回避西学的实质。
  • 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张之洞强调只有全面学习西法才能救国。
  • 这份所谓的“改革上谕”，只是维系个人政治生命的权术，而非振兴国运的筹谋——揭示慈禧真实意图为洗刷“顽固排外”形象，非真心改革。

督抚串联推动变法

  • 不愿看到“中国终归澌灭矣！”的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希望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以向慈禧施加更大的压力。
  • 督抚们集体动作迟缓，清廷中枢不得不再次下旨，强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 张之洞原拟与各省督抚联名上奏，但清廷中枢下令不许联名，各省督抚必须单独上奏。
  • 张之洞与刘坤一经过反复磋商，呈递《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核心内容力主“采用西法”。
  • 张之洞认为“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是“诸法之根”，是变法中的基础性建设。
  • “中国民智未开，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 张之洞主张通过公举方式选举官员，“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
  • 陶模明确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
  • 陶模认为议院是“除壅蔽良法”，虽民智未开，但选举限制可从严，渐宽。
  • 朝廷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仅止于“事多可行”与“择要举办”。
  • 清末新政在1901年仅止于对慈禧个人政治形象的重新塑造。
  • 慈禧回銮后频频邀请各国驻华公使夫人入宫，以装点开明。

新式学堂的局限

  • 清廷中枢愿意变更的只是教育机构的形式，而非教育的具体内容。
  • 张百熙注意到义务教育的必要性，在章程中留下“蒙学为各学根本，西律有儿童及岁不入学堂，罪其父母之条”。
  • 慈禧批准张百熙的教育改革计划只是对外重塑政治形象的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朝廷中枢真的认同改革。
  • “诸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蜚语寝盛”——旧势力对新学的抵制与诽谤盛行。
  • 荣禄、鹿传霖、瞿鸿禨在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百熙恒愤慨。
  • 吴汝纶事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反对自费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力求切断青年学子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
  • 蔡钧密奏清廷主张停止派遣学生留日，教材须经由朝廷审核“书籍中无民权平等诸学说”。
  • 吴汝纶支持自费留日学生，告日方“私费生有益于国，望外部爱惜保护，以振兴敝国新机”，引荣禄和奕劻严重不满。
  • 清廷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张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实为坚持八股旧学，抵制新学。
  • 张之洞将初等小学明确定性为义务教育阶段，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实施义务教育。
  • 张百熙上奏赞誉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将新章程制定全盘交由张之洞独断。
  • 荣庆面对张之洞陷入“不能置喙”的境地，《奏定学堂章程》最终成为清末教育改革最高指导文件。

忠孝为本的西学教育

  • 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
  • 教育目的仍是为清廷制造忠诚者，待学生“心术”固化后，再学西学为清廷效力。
  • 中国人原本就有，现在亟须推而广之以抵制邪说的东西有两项，分别是“忠君”与“尊孔”。
  • 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做赞颂孔子之歌。
  • 历史教学第一要义是“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目的是“养国民忠爱之本源”。
  •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新史学必须以“保国伸民为宗旨”，不能再为一家一姓歌功颂德。
  • 史者，民之史也。
  • 中国旧史全是朝史、君史、贵族史，而不是国史、民史、社会史。
  • 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

青年自卑与自信的矛盾

  • 青年们很自卑，也很自信 - 清廷改革失败导致青年普遍对现实自卑，但对未来充满自信。
  • 梁启超将中国列为“五大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 盛赞中国独存，其余文明皆亡，并预言 “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中华文明与欧美文明结合）。
  • 青年畅想黄种人压倒白种人 - 薛锦江1901年文章呼吁：“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责任在青年一代。
  • 军事和政治上压倒白种人 - 1903年《湖北学生界》文章梦想：“压倒白人种于二十世纪之舞台”，通过政治和经济胜利实现民族光荣。
  • 科幻小说中的征服幻想 - 《电世界》（1909）和《新纪元》（1908）描绘中国以科技统一世界，建立“大同世界”，强制使用黄帝纪年，并击败白种人国家。
  • 商战的重要性 - 1903年文章强调夺取世界经济霸权，用50年时间由中国掌控全球经济命脉。
  • 中国统一世界的预言 - 刘师培1905年文章预测：“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并详细规划军事征服全球，迁都陕西，陆军略欧罗巴。
  • 清帝国裂缝加深 - 知识青年背道而驰，反思 “中国有历史乎？”，清末新政无法挽回认同，未来期望以清帝国不存在为前提。

苏报案与清廷舆论危机

  • 沈荩原名沈克诚，是戊戌年前后谭嗣同等人的同志，信奉“保中国不保大清”；庚子年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被通缉，化名沈荩，1903年遭举报被捕，由慈禧直接下令杖杀于狱中。
  • 清廷在1903年制造了“晚清最后一桩文字狱”苏报案，因《苏报》“过激言论”惹怒清廷，但租界当局阻挠清廷严惩，清廷无奈以原告身份在租界打官司，苏报案与沈荩案均演变成严重舆论事件，让清廷大失体面，慈禧的开明形象破产。
  • 慈禧与清廷中枢切实感受到“时代已经不同了”——庚子年后商人、士绅与革命党人纷纷创办报刊，至1903年已颇具规模，媒体让清帝国舆论生态发生巨大变化。
  • “清国报纸不讲真话”的真意：晚清新闻媒体最早皆“出自外人之手”，如《申报》《沪报》《新闻报》等；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官场不敢妄加只字，戊戌政变后始对旧派有微词，引发慈禧不满。
  • 慈禧下旨查禁报馆的谕旨称：“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指责报馆“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主笔之人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要求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
  • 对报纸不满者不止清廷中枢，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也存强烈敌意；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称“中国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只讲部分真实”，但中文知识界普遍误读为批评清廷新闻政策，实则李是在表达对报纸媒体高度不满。
  • 误解原因：英文报道的遣词造句已远离李鸿章原话，如李不可能说出“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这类话，因他对新闻监督权重要性尚无认知；李批评对象始终是“中国的编辑们”，而非清廷政策。
  • 清廷正规媒体管制政策始于1898年慈禧上谕，此前媒体与体制冲突不多，矛盾多产生于报纸和具体官员之间；早期报纸如《申报》报道常引发地方官员不满，如徐壬癸案、杨月楼案、杨乃武案等，官员无法忍受施政被置于“公议”之下。
  • 左宗棠视江浙报人为“无赖士人”“无赖之徒”，指责其“专在颠倒是非”“公造谣言，以惑视听”；曾国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闻纸谣言太多”，要求李鸿章“禁阻一二”。
  • 李鸿章对报纸不满更深：因《申报》报道偏差，李曾迁怒该报；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公开曾纪泽与李的分歧，引来朝中“清流”口诛笔伐，李认为这种报道属于“只讲部分的真实”。
  • 1896年初“强学会”事件加深李鸿章对中文报纸的负面观感：梁启超文章《学会末议》“内有易相之意”走漏消息，引发亲家杨崇伊弹劾，康党以媒体介入政治加剧李的不满。

清末报刊繁荣与舆论转向

  • 庚子之乱后，慈禧大失官心与绅心，中枢的威望与控制力也大减，报禁虽在，却已被官绅士民无视，新报刊年年激增
  • 1901-1911年新报刊数量激增，从34种增至209种，显示舆论环境的剧变
  • 新报刊带来了新舆论生态，《大公报》以倡导民权为政论立场，甫一出版便批评慈禧宣扬的新政只是“变名”而非“变法”
  • 第五天刊文要求慈禧归政光绪，这类公开发声在庚子年之前不可想象，但在庚子年之后常见于各种商业报纸
  • 陈范接手《苏报》后“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报纸内容品质明显改观，鼓吹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
  • 《苏报》公开刊文说天下人对光绪皇帝“无不向慕，无不爱戴”，批评慈禧废黜光绪的用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 讽刺清廷新政只是“偶取一二无妨于其私计者，缘饰敷衍以欺天下”，并无切实改革措施
  • 支持学生运动，嘲讽旧派人物逆流而动是徒劳，学生已接受民权理念，不可能甘心被重新关回“忠孝圣贤”的牢笼
  • 革命党人极重视舆论宣传，邹容认为“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需要公开的舆论平台作为言论机关
  • 《苏报》与革命党人合作后，一变为“革命党机关报”，言论尺度由主张改良转向鼓吹革命
  • 章士钊未将用《苏报》来鼓吹革命的隐秘打算告知陈范，全为陈范所不及知
  • 陈范能被假孙中山欺骗，说明他内心并不排斥革命，甚至有些倾向于革命，这也是清末最后十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状态
  • 《苏报》刊发《严拿留学生密谕》，称留日学生居心叵测，“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 章士钊文章指名道姓说荣禄、德寿之流“贪戾狠毒，横敛暴征”，正在干将民众酿造成革命党的事情
  • 鼓吹“杀人主义”，号召民众“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将社会转型抽象成简单粗暴的种族复仇与阶级复仇
  • “庚子之变”后的清帝国弥漫着浓重的失望情绪，许多人对清廷中枢已然绝望，绝望催生异心，异心催生极端

清廷镇压与沈荩之死

  • 清廷与慈禧早已跌入“子贡陷阱”，身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 清廷制造“《苏报》案”以镇压激进言论，要求租界引渡章炳麟、邹容等人
  • 沈荩被残忍杖杀于狱中，遭受数小时杖刑后血肉模糊仍未咽气，最终被勒死
  • 上海《字林西报》刊发《北京的野蛮官方谋杀》，详细描述沈荩被杖毙的恐怖细节
  • 1903年的清帝国已非1861年的清帝国，残暴刑罚未能杀鸡儆猴，反使清廷陷入耻辱被动
  • 租界当局拒绝引渡章、邹，革命党人将“沈荩案”与“苏报案”归为同类，引发媒体共情与愤慨
  • 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慈禧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旧式暴君”，嘲讽驻华公使团接受其“廉价款待”
  • “《苏报》案”最终由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清廷以政府为原告，国民为被告，雇用律师辩论
  • 案件引起40多家中外媒体关注，终审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
  • 清廷辩解并非全无道理，如《严拿留学生密谕》系捏造，沈荩非记者且《中俄密约》为清廷主动泄露
  • 沈荩真正死因是革命立场，告密者欲以其人头换取荣华富贵
  • 但庚子年之后时代已变，无人再听清廷辩解

慈禧授意编练新军

  • 慈禧太后因"庚子之变"和日俄战争刺激，决心裁汰旧军编练新军，成立由袁世凯与铁良主持的练兵处，试图建立听命于皇权的军队
  • 清廷中枢与地方督抚争权：借铁良南下清查财政、考察军队和渗透兵工厂，分割地方财权与军权
  • 铁良成功从张之洞等处榨出现银475万两，并推行"八省土膏统捐"，将地方鸦片税捐主导权转移至中央
  • "八省土膏统捐"成为清末财政集权发端，中央以统办形式夺取地方盐税、铸币余利等财源，张之洞称湖北年收入骤减300万两
  • 袁世凯与张之洞分庭抗礼，土膏统捐收入划归练兵处支配，加剧了双方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 清廷通过人事调整瓦解地方势力：调离湘军领袖魏光焘，彻底终结两江湘军体系
  • 慈禧为练兵筹款"寝食皆废"，甚至停止祝寿，严令各省裁并开支、上缴中饱私囊款项

满汉矛盾与兵权之争

  • 清末军事改革与满汉矛盾深度纠缠，清廷设立练兵处的本意是收兵权于中央，却演变为满汉权力博弈的舞台
  • 1903年练兵处的设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铁良为襄办，意在将新军控制于满人亲贵手中
  • 袁世凯虽被任命为会办大臣，却仅是因清廷需借重其练兵经验，实则处处受满人势力制约
  • 铁良常对袁世凯说“我一生以年羹尧为戒”，实为赤裸的警告与威慑，暴露满人对汉人官僚的深刻猜忌
  • 练兵处大量引入留日士官生，表面是稀释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实则为袁主动为之，以“自我解围，避朝廷猜疑”
  • “汉奸”一词在清廷语境中特指“汉人奸民”，自雍正朝起频繁用于官方文书，体现满汉分野从未消失
  • 奕山在鸦片战争后奏称“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将失败归咎于汉人，防民甚于防寇
  • 1905年清廷建立贵胄学堂，意图培养满蒙军事精英以压制汉人将领，李剑农评其“欲以牧人驱群羊”
  • 1906年官制改革中袁世凯被排挤出陆军部，主动奏请交出兵权，仅留两镇“暂由调遣”，清廷批复“应归陆军部统辖”意味深长
  • 1907年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提出十大政见，包括“融满汉”，却反遭明升暗降，调任无实权的外务部尚书
  • 慈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欲诛袁世凯，最终以“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籍，袁自此深感知遇不再
  • 袁世凯隐居洹上时曾暗中联络革命党，黄兴称其“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孙中山亦证实袁有合作意向
  • 满汉猜忌终使袁世凯与清廷决裂，1911年选择与革命党联手绝非偶然，而是清廷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有兵在"亡国论

  • 张之洞劝载沣：“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回复：“有兵在。”张之洞遂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 张之洞病重时对陈宝琛叹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 学者羽戈解释，张之洞将“有兵在”视为亡国之言，是因为他“有一颗敬畏之心”，重视舆情，顾忌舆论与民意。
  • 从统治术的角度，载沣的“有兵在”抓住了专制政权的核心：官僚系统和军队是统治基础，舆论和民意可以压制或粉饰，并不重要。
  • 载沣手中无兵，“有兵在”只是幻象，他优柔寡断，能力不足，其弟载涛评价他“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 载沣兄弟年纪轻、阅历浅、无带兵经验、在军中毫无根基，载洵和载涛1908年草草毕业便成为清廷陆海军最高长官。
  • 媒体批评载沣兄弟：“以全国军政委之于三二人……是否有军事之学问、阅历、常识，皆非计也……实乃春蚕自缚耳。”
  •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指出，载沣的政策“极不明智”，试图加强满人权力的结果适得其反，引起广泛不满。
  • 载涛在武昌起义后的御前会议上回应隆裕太后：“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
  • 所谓的“有兵在”只是虚言，清廷在辛亥年不得不再次请袁世凯出山。

科举制度的终结

  • 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
  • 科举制度提供了一种幻象：上升通道对所有人开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体制
  • 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唐代科举出身仅占官僚集团16%，宋代占26.1%，元代不超过3.88%
  • 明代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主体
  • 清代研究显示，1871年七品至四品地方官中51.2%是捐官，科举比例不足一半
  • 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易误解科举目的，朱元璋认为科举是“柔天下”之法，用无用之学困住“负血气者”
  • 慈禧认为科举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进身之阶，武举亦如此
  • 体制中人明白科举核心作用是羁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而非选拔真才
  • 1905年袁世凯等联名奏折明言科举“阻碍学堂，妨误人才”，读书人存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学真知识
  •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 清廷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日俄战争与科举废除

  • 日俄战争带来的严重危机是废除科举的更直接原因，清廷无力阻止战争且宣布"局外中立"，导致国人屈辱感强烈
  • 舆论普遍质疑清廷合法性，《大公报》文章责备朝廷未能及时改革自强，以致接连遭受外侮
  • "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 - 必须通过重大改革举措来消除各方疑虑和积蓄的愤怒
  • 慈禧原本设想兴学堂与存科举并重：前者提供"救国家之亡"的技术人才，后者提供"救朝廷之亡"的意识形态
  • 1903年武昌府试题揭示核心矛盾：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废科举又恐学生追求自由难以控制
  • 清廷中枢深陷"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难以兼顾的忧虑，多次奏请变通科举均未获积极响应
  • 1904年设计十年缓冲期让四书五经全面进入学堂，但日俄战争后舆论抨击和革命风潮迫使改革加速
  • 对慈禧而言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 先废除科举挽回人心维系政权合法性，忠孝尊孔内容容后逐步灌输

科举废除的士人困境

  •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刘大鹏在废除科举后的绝望心境
  • 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科举废除后，民众对传统教育的放弃
  •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私塾教师群体对失业的集体哀叹
  •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失业潮导致生计无着的困境
  • 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对西学取代传统经学的忧虑，担心道德秩序崩溃
  • 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晚清卖官猖獗，科举不再是主要入仕渠道
  • 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科举实际社会流动率极低
  • 《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旧式读书人的热烈拥护——政策为旧士人提供了新出路，缓解了废除科举的冲击
  • 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大体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士绅通过新政治机构（如谘议局）继续保持权力
  • 革命舆论在1906年的暴涨，意味着1905年的废除科举并没有起到多少“化群疑而消积愤”的作用——废除科举未能平息革命情绪
  • 改革若迟到太晚便已不是改革——延迟改革导致失去情感认同和有效性
  • 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民众对革命的态度从排斥转向同情
  • 吴庆坻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同一改革者在不同时期被舆论评价截然相反
  • 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官方压制学生政治参与，引发不满
  • 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育——对比日本教育后的自省与危机感
  • 时代变了，针对清廷的情感认同也变了——民众对清廷的情感从支持转向疏离，根本性认同危机出现

预备立宪的分歧

  • 慈禧太后对立宪的看法：立宪可使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
  • 端方与戴鸿慈联名建议：急采立宪制度，启动预备立宪前应先实施官制改革，参考日本经验。
  • 责任内阁制的核心主张：一切施政之方由阁臣全体议定并施行，得失功罪由阁臣全体同负其责，既防诿卸误国，又使天下不敢致怨于君主。
  •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治泱泱之中国万不能不假督抚以重权，但各部亦不能置之不理，宜明定职权，划分限制，使政策不致纷歧而精神自能统一。
  • 载泽密折的核心观点：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但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
  • 载泽列举立宪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力劝慈禧及时行之，何嫌何疑。
  • 两种立宪方向的根本对立：端方希望分权并变更中枢决策模式，载泽旨在集权并将皇帝权力推向新高度。

载泽误读君主立宪

  • “立宪”的核心主旨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而非载泽所理解的强化君权
  • 载泽误读君主立宪的关键原因在于无视中日两国改革前提的根本差异：日本天皇原是摆设需增神圣性，清廷皇权专制则需削弱
  • 慈禧支持载泽论述的动机在于1900年“东南互保”事件刺激她迫切想要削弱地方督抚权力
  • 载泽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完全基于与伊藤博文的对话，但他只关心“立宪后君权如何变化”，完全不问民权问题
  • 伊藤博文明确解释立宪与专制的区别在于法律必须经议会协参，而非君主一人决定
  • 载泽在密折中刻意省略议会权力，只强调“由君主”行使大权，扭曲了立宪本质
  • 载泽错误地将立法权归于君主，认为议会只有“参与立法”的资格，暴露其学识不足和立场偏见
  • 伊藤博文未欺骗载泽，问题根源在于载泽的皇室立场和认知局限导致其一厢情愿的误读

醇亲王威胁袁世凯

  • 1904—1906年，清廷中枢“向来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显示慈禧对袁世凯的高度倚重
  • 袁世凯主张 “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试图通过责任内阁制集中权力
  • 醇亲王载沣在会议中 掏出手枪威胁袁世凯，称“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暴露皇族与袁世凯的激烈冲突
  • 媒体广泛报道高层冲突，显示 庙堂之争已传播至民间，成为公开秘密
  • 反对派由铁良、荣庆等王公大臣主导，暗中操纵官场起哄，旨在对付袁世凯势力集团
  • 袁世凯最终妥协，承诺 “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 清廷公布的中央官制 完全抛开责任内阁制，维持传统内阁与军机处，改革实质失败
  • 地方官制改革试图 削夺督抚的财政与军事权，但遭到张人骏等督抚强烈反对
  • 张之洞警告改革可能导致 “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将倾，无从补救”，强调剥夺督抚司法权的危险
  • 因督抚集体反对，地方官制改革于1907年被搁置，形同流产

慈禧对立宪的疑虑

  • 近日泽公请见并不叫起，并有传旨叫载泽‘不要太多说话’，显示慈禧对立宪态度发生转变
  • 慈禧不愿见载泽，不愿听载泽解释，表明她开始怀疑立宪对皇权的益处
  • 慈禧询问曹汝霖日本宪法宗旨，曹回应日本宪法效仿德国“君权比较重”
  • 当曹汝霖解释立宪的三个中心时，慈禧听完之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 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
  • 立法的中心强调所有人都要遵守宪法，领导的中心指人民选举权，行政的中心指“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
  • 慈禧在临终前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 意味着慈禧在临终之前已然明了立宪的本质是扩张民权，而非重塑君权

安徽巡抚遇刺事件

  • 革命军不足畏，唯暗杀实可怕——清廷高官对暗杀行动的普遍恐惧
  • 徐锡麟以体制内身份（安徽巡警学堂堂长）成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暴露了清廷内部渗透的严重问题
  • 刺客藏身体制内，徐锡麟买官只为打入内部实施暗杀，显示革命党策略的转变
  • 恩铭遗折提醒清廷：出洋学生良莠不等，用人需慎选，尤其警惕留学背景者
  • 徐锡麟临刑供词称宗旨是"灭尽满人为宗旨"，并计划继续刺杀端方、铁良等开明派高官
  • 端方惊叹"事奇极"，难以理解已进入统治集团前途光明者为何成为革命党
  • 暗杀事件导致清廷高层如临大敌，慈禧暂停引见，袁世凯加强安保，铁良增派护卫
  • 徐锡麟供词中"再杀铁良、端方、良弼"对清廷中枢产生强烈震慑效果
  • 事件显示革命党人对清廷彻底失望，恐政府力行新政则革命伎俩暗消，故以暗杀阻止立宪
  • 恩铭之死首次使清廷产生革命党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

清廷酷刑与人心离散

  • 人心离散，太后仅求目前之安，清廷统治根基动摇
  • 清廷以酷刑虐杀徐锡麟，试图杀鸡儆猴却适得其反
  • 时代改变，人心也已变，残暴手段连审判官冯煦都难以认同
  • 冯煦顶住压力“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试图减少株连
  •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冯煦对联显示对清帝国未来的悲观
  • 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暗含对徐锡麟革命行动的认同
  • 审判官对被审判者的敬重与同情，意味着清廷笼络士绅的传统手段已然失效
  • 旧式知识分子如冯煦也对清廷失去信心，统治基础全面瓦解
  • 反对改革者称新政导致学生“渐染异俗，性情顿变”，要求回归“忠孝治国”
  • 奏折指责冯煦宽大处理是“畏其持刺”，担忧鼓励更多刺杀
  • 程德全、端方等主张加速立宪改革，“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
  • 袁世凯建议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法，张之洞主张“立宪实行，愈速愈妙”
  • 张之洞直言“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批评出洋考察流于形式
  • 革命成了改良的重要推力，刺杀事件反而促进改革呼声
  • 慈禧太后心灰意懒，得乐且乐，失去改革决心与动力
  • 慈禧坦言“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回避朝政难题
  • 岑春煊警告“人心离散之日不远”，指出政以贿成、改良是假
  • 太后亦实有倦勤之意，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
  • 仅求目前之安，期于及身无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成为清室存亡第一关键

清末立宪与革命论战

  • 1905—1907年，梁启超等人依托《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主持的《民报》之间，围绕着中国该如何实现转型有过一场颇有深度的论战。
  • 梁启超的思想发生转变，与游历新大陆有很直接的关系。 新大陆之行，让他对国民素质产生了严重怀疑。
  • 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实施于今天的中国。 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长期的专制统治，让中国人“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
  • 中国转型时代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题，皆被纳入论战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素养，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可谓极具启蒙作用。
  • 此次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 梁启超不反对这三项主义，但对如何实现这三项主义，却有不同看法。
  • 梁不认同以“排满革命”来实现“民族主义”。 理由是：一、梁认为现政府已不是“满人政府”；二、梁不认同“排满”背后隐含的“复仇主义”。
  • 梁启超主张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实现“民权主义”。 革命党的意见是推翻清廷之后建立共和政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民权主义”；梁启超的意见是维持君主政体，在此基础上实行“开明专制”。
  • 孙中山很清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革命需要军队，需要集权；但革命的目的又是伸张民权。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
  • 梁启超不能信任这种解决办法。 他质问革命党人：能保证革命军人个个都有“优美之人格”，个个都能“汲汲于民事乎”？
  • 第三项争论的焦点，是能不能靠“土地国有”来实现“民生主义”。 “土地国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
  • 梁启超的反对立场最为坚决。 他甚至对革命党人说出了“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这样激烈的言辞。
  • 这场论战对革命党人的思想也起到了纠偏作用。 “排满革命”后来进化为“五族共和”，民权主义后来落在了县政自治上，土地国有的构想在辛亥革命后始终未被付诸实施。
  • 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论战，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廷中枢听不懂的论战。

清末政局与法律压制

  • 1908年是诸事纷杂、政策频出的一年，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事剧变给清帝国的未来蒙上了极为不祥的阴影。
  • 慈禧以严厉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称他们“借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
  • 朝廷政策的两面性：“民情固不可不达”，但**“民气断不可使嚣”**，既允许提意见，又禁止放肆嚣张。
  • 慈禧强化管控的直接原因包括江浙保路运动和徐锡麟刺杀事件，新式学生缺乏向心力成为她的心病。
  • 严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违者学生、教员和管理员一并重处。
  • 《申报》刊文讽刺政府与朝廷对立，指责政府不准民众干预政治是在愚弄民众“以便政府之私图”。
  • 《结社集会律》设置程序障碍：集会须申请批准，军人、僧道、教师和学生等不得参与，人数受限，巡警可现场监察。
  • 颁布该律旨在防范类似保路运动，并应对士绅以结社形式施压改革，慈禧希望用法律武器打击不稳定因素。
  • 慈禧理解的法治是有一套利于自己的法律来整治不稳定因素，而非真正的司法公正。
  • 法律中最致命的两条规定：结社和集会可因“维持公安”这一模糊名目被随时解散或禁止，体现了慈禧的核心目的。
  • 面对懿旨，宪政编查馆与民政部曾做有限抵制，主张除密谋造反外，其他结社不必禁止，但慈禧意志难以改变。

《大清报律》压制媒体

  • 《大清报律》于1908年3月14日正式公布，核心规定包括报刊登记、内容审查和禁止刊载特定言论
  • “报纸内容事先检查制度”要求媒体在发行前送交官方审查，意味着再难出现针对现实政治的批评
  • 《大清报律》引发舆论铺天盖地的批评，媒体指责其只讲控制、不提保护，压制言论自由
  • 《大公报》悲叹：“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
  • 《申报》称：“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 全国报界联合抵制，北京报界发布宣言书抗议内容审查制度，威胁一致停版并移馆租界
  • 压力之下，民政部将“报纸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更改为“本日清样送阅”

钦定宪法大纲限制议院

  •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 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 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 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 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 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 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
  • 议院不得干预皇室经费及皇室大典。
  • 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 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 通篇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比立宪之前更加强大。
  • 臣民权利部分含金量聊胜于无，前缀“于法律范围以内”实际限制自由。

光绪帝砒霜中毒之谜

  • 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2404微克/克，是同年代生活环境相似的成年人隆裕皇后头发砷含量（9.20微克/克）的261倍，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确实属于异常现象。
  • 光绪帝头发上的高含量砷不应是正常摄入代谢形成……造成光绪帝头发上高含量砷元素异常现象的成因只能来自其自身尸体的沾染。
  • 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 科学检测与文字材料结合，基本可以确定下令以砒霜毒害光绪皇帝者，正是慈禧太后。
  • 屈永秋诊断光绪“肚子痛得了不得”、“面黑、舌黄黑”等症状“与前病绝无关系”，显示他对光绪之死存有怀疑。
  • 恽毓鼎记载：光绪步行前来给慈禧祝寿，慈禧却颁布懿旨称“皇帝卧病在床”，光绪闻之大恸。
  • 慈禧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显示慈禧决意不让光绪皇帝活在自己之后。
  • 慈禧宣布光绪“卧病在床”后，又面谕军机大臣张之洞“皇帝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
  • 慈禧的临终遗嘱：“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要求载沣坚持她的施政路线。
  • 慈禧与光绪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光绪主张“专讲西学”，而慈禧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慈禧坚信“中学为体”最利于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因为“中学”讲的是忠孝而非民权。
  • 这样的慈禧太后，断不能容一心“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死在自己后面。
  • 德龄回忆：光绪坚持学习英文，常谈论西方文明，显示他自信可以活过慈禧并实施政治理想。
  • 恽毓鼎反思清亡：“清之亡，虽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
  • 清廷亡于慈禧之手，并不是因为慈禧“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而是她无力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
  • 在转型时代，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三点是见识、权术与实力，又以见识最为重要。
  • 慈禧太后是一个有实力、有权术却无见识之人，她的知识结构始终停留在传统治术里。
  • 她一直在与时代角力，而非与时代合作，最终没能将清帝国变成一个近代国家。

谘议局与地方自治

  • 清廷中枢对谘议局的定性，却仅是“牢骚机关”
  • 预备立宪的核心设计基于民众识字率和政治参与能力不足，需开启民智，谘议局被定性为“议院之先声”
  • 选举权条件严格：年满25岁男性，无劣迹，且需满足特定社会或经济地位条件，如办理学务、拥有功名、资本或不动产
  • 维系中国传统帝制政权稳定者，从来都是“绅心”而非“民心”
  • 选举权设计刻意笼络士绅阶层：照顾学绅、官绅、商绅和新派知识分子
  • 全国选民比例极低，平均仅0.39%，直隶最高0.63%，黑龙江最低0.23%
  • 当选议员中89.13%具传统功名，进士、举人、贡生占主导，显示上层绅士主导
  • 选民反应冷淡，投票率低，部分选票甚至被戏谑填写，显示选举缺乏神圣感和民众参与热情
  • 普通民众对选举冷漠，连新式学堂学生也毫不关心，反映出民主选举缺乏广泛社会基础

谘议局定位的分歧

  • 1909年的谘议局选举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士绅阶层对清廷的向心力急骤恶化
  • 清廷中枢与谘议局议员对谘议局的定性严重不合榫，背道而驰
  • 宪政编查馆定义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强调“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
  • “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清廷坚持谘议局仅为“牢骚机构”而非“权力机构”
  • “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民权仅限于批评，决策权仍归政府
  • 士绅们不满于仅作“牢骚”，希望将民意转化为政策以维系社会地位
  • 山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推崇“英式立宪”，认为只有在此模式下议员才非“可有可无的花瓶”
  • 立宪派媒体主张“国会者，所以监督政府者也”，并强调“责任内阁”应对议会而非君主负责
  • 梁启超提出议会应拥有七项权力，包括参预改正宪法、提出法律、议决预算、质问政府等
  • 梁启超认为谘议局应带有“各国国会之性质”，因地方督抚权力类似欧美国务大臣
  • 《各省谘议局章程》规定督抚有权监督、裁夺、停会甚至解散谘议局，谘议局议案“采纳与否，凭诸督抚”
  • 士绅们不满权力设计，江苏、浙江谘议局通过议案要求督抚政策须经议决才能生效，引发激烈冲突
  • 1910年四次“速开国会请愿”要求参与立法，警告“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
  • 请愿被清廷拒绝，谘议局选举加深士绅与清廷裂痕，士绅最终成为推翻清廷的重要力量

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与局限

  • 地方自治的核心本应是还权于民，将索取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但清末实践却完全背离了这一宗旨
  • 制度设计存在根本缺陷：需要朝廷花钱的公共服务项目被下放给地方"自治"，而能创收的行政项目仍由朝廷直接控制
  • 99.61%的普通民众被排除在谘议局选举之外，各级自治机构几乎完全由士绅掌控，普通民众只能被动参与
  • 清廷将"地方自治"定义为"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实质上成为了替官员分忧的"公益机构"而非权力下放
  • 自治机构获得了征收"附捐"和"特捐"的权力，且征收标准完全由地方士绅决定，为横征暴敛提供了合法依据
  • 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家畜一鸡一犬有捐"，甚至结婚也需缴纳自治捐
  • 新式学堂成为民众愤怒的对象：民众缴纳沉重教育捐却无法负担新式学堂高昂费用，导致捣毁学堂成为普遍现象
  • 底层暴力反抗此起彼伏：江苏地区一年内发生37起反对地方自治的暴力案件，参与人数多达数千至数万人
  • 日本驻长沙领事观察到："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急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 所谓"地方自治"不但没有还权于民，反而将本就负担沉重的普通民众压得喘不过气来，成为清廷敛财的工具

请开国会运动兴起

  • 谘议局虽被清廷定义为"一省言论之汇归"，但它的成立标志着新因素进入传统体制，必然带来新变化
  • 1910年最大的新变化是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掀起的多次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 张謇发起请愿运动是因为国势岌岌可危：德国有"瓜分中国之说"，日本有"统监中国"野心，列强在海牙会议上"密议对待中国政策三条"
  • 张謇认为唯一的救国之道是"开设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使国家成为全民之国，有"全国人民合力拱卫国家"
  • 张謇不信任以载沣为首的清廷中枢，含蓄批评现政府无法应付"千危百险"和"中国二千年所未有"的变局
  • 张謇希望载沣放弃部分权力，退为监督者，将决策权让渡给国会和责任内阁，这样"施政出了问题便可由责任内阁负责"
  • 16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会商后决定进京请愿，要求朝廷一年内召开国会
  • "筹还国债运动"与"请开国会运动"合流，推动了民智开启
  • 上海《时报》刊文称："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
  • 吉林"筹还国债会"公启明确提出："不得监督财政权者，不筹还国债"
  • 请愿书列举三大理由：内政上旧机构不匹配新改革；外交上秘密外交导致"条约出之一二人之手，负担加之亿兆人之身"；皇权层面不开国会会使皇室处于危险中
  • 清廷中枢认为请愿代表"系一小团体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
  • 清廷上谕批示："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坚持九年预备期满后再开议院

谘议局主导国会请愿运动

  • 1910年2月6日，各省谘议局代表决定再次上书请愿，建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并设立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 第二次请愿运动于6月16日启动，十大团体呈递请愿书，号称有超过20万名士绅签名，规模远超第一次
  • 谘议局请愿书驳斥国民智识不足拒绝速开国会的托辞；商会强调无国会则无完备法律，商人无法维权；政治团体认为宪法、议院法与选举法一年可筹备，无须九年；东三省绅民呼吁立宪强国以抵御日俄侵略
  • 请愿代表孙洪伊提出速开国会两大理由：无国会则现行法律无根据，政府一切政策不能确定
  • 清廷中枢回复“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拒绝请愿
  •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于1910年8月9日成立，成为地方谘议局的“有实无名”上级机构，具备现代政党雏形
  • 1911年5月12日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反对皇族内阁，批评政府擅借外债，会议“充满了反抗政府的气氛”，标志立宪派政治态度转变
  • 清廷中枢警惕联合会组织化力量，主张各省督抚监察议员“不得滥结党会”

国会请愿与亡国危机

  • 朝鲜以不开国会，监督机关不立，百事皆有名无实，庶政废弛，民生凋悴，以至于亡。 今我国欲统一财政，消弭内乱，维持外交，鉴于日本之所以兴，朝鲜之所以亡，皆非有国会不可。

  • 代表团决议：将第三次大请愿提前至1910年，质问中枢如何应对日俄订约，绝不能再纵容秘密外交。

  • 代表团向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提议：若不开国会，则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限制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各省谘议局常会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遭拒绝则同时解散。

  • 谘议局联合会同意将租税与国会挂钩，以普及政治理念，使人民有国会之观念；但否决解散谘议局，认为谘议局是国民之根据，不可先行破坏。

  • 第三次请愿出现群众示威活动，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割肉拭擦请愿书，表示“将以血购国会”之决心。

  • 请愿书强调：立宪的真精神是设置责任内阁，责任内阁须对代表民意的国会负责；不开国会，便不会有真正的责任内阁。

  • 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强调速开国会一案不决则诸案均不能决，国会早一日成立，即国家早一日有转机；全体议员起立鼓掌，齐呼万岁。

  • 第三次请愿与前两次的最大区别是出现了群众示威活动，许多省份组织了万人以上的集会，给清廷中枢造成了新的压力。

  • 清廷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开设国会的时间缩短至宣统五年（1913），但同时下令解散请愿代表团，严禁再举行任何请愿，称“万不能再议更张”，并命民政部和各省督抚即日解散所有各省代表人等。

学生成为请愿运动主力

  • 缩短国会年限缩至1913年的谕旨发布后，清廷命令京城所有商号、居民与学校一律悬挂龙旗庆贺
  • 江苏谘议局在张謇等人的主导下，致电朝廷称“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极涕零”，但该省议员对这一贺电大多心怀不满
  • 请愿代表团虽被谕旨勒令解散，来自各省谘议局的代表们仍决定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作为日后组织政党的基础
  • 1910年12月上旬，“国会请愿同志会”公布政治纲领：督促政府迅速成立新内阁；要求参与制定宪法；要求清廷允许成立政党；向国民普及立宪知识
  • 东三省与直隶地区的知识分子仍无视谕旨，再次发起了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
  • 此次请愿的主力变成了学生，奉天省城学生5000余人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东三省总督衙门哭诉：“学生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 总督锡良对学生说道：“不怕民气嚣张，若是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不亡”
  • 锡良向清廷上奏称民众请愿时“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并希望中枢响应民意在1911年开设国会
  • 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是因为军机处非但不愿接受资政院的监督，还对资政院呼来喝去
  • 军机领班庆亲王奕劻怒责资政院议长溥伦不压制弹劾案，溥伦感慨枢府观察资政院之眼光有根本的谬误
  • 摄政王载沣能够理解资政院的新式政务运作逻辑，但认为资政院弹劾军机处便是干犯君权
  • 清廷再颁谕旨，严厉重申宣统五年开设国会已是不容讨论的终极决定，命步军统领衙门速将请愿者送回原籍
  • 东三省请愿代表被军警强行抓捕遣返，军警荷枪实弹在城内巡查监视
  • 直隶学生受东三省影响参与请愿，温世霖发动天津学生罢课，组织3800余人至直隶总督衙门前要求速开国会
  • 直隶总督陈夔龙诬陷学生“意存叵测”，派军警镇压并包围学堂，温世霖被秘密发配新疆
  • 清廷严令各省督抚弹压本省学子，吉林、江西、四川、湖北等省学界请愿运动相继被武力镇压
  • 请愿运动在表面上固属无效，实质上所引起的影响极为深远
  • 立宪派人本有心扶持挽救当时的政府，因为请愿失望，失去了大多数立宪派人的拥护
  • 清廷对请愿的反应，实是蔑视了四万万国民
  • 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立宪派与革命党本属南辕北辙，而请愿之失望则迫使立宪派人转而同情革命
  • 革命党与改良派在1911年的合流，其实早有铺垫

清亡的秦制根源

  • 清帝国从1861年改革到1911年灭亡，以过山车方式走向崩溃，典型秦制政权特征贯穿始终
  • 秦制政权基本特点：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贵族与官僚仅是皇权工具，生死荣辱取决于皇权；主要诉求是稳定汲取人力物力，回避政府基本义务，致力于消灭社会组织，制造散沙化原子化社会结构
  • 秦制政权灭亡三要素：外敌压迫入侵、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形成有组织力量；清帝国在1861年已集齐这三要素
  • 清廷选择回归秦制而非转型民权时代，50年改革仅升级统治术（枪炮、关税、舰队等），未变革统治模式，最后十年再次集齐亡国三要素
  • 外敌压迫体现为“庚子之变”：京城陷落，紫禁城成列强阅兵场，慈禧逃亡西安；此事件彻底摧毁慈禧权威和清帝国认同感，导致中枢控制力瓦解、士绅失望、革命党获同情
  • 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末新政矛头指向地方督抚，中枢与地方矛盾激化；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试图收权，却加剧满汉对立和集团分裂
  • 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1909年各省成立谘议局，但清廷仅视其为“言论汇总之地”而非权力机构；此举愚蠢地将士绅合法组织化，形成全国性政治力量，加速清廷瓦解
  • 武昌枪声后各省谘议局迅速与革命党合作，游说督抚独立，秦制三要素齐备下清帝国灭亡已成定局
  • 清廷拥有50年改革机会却一再错过转型，最终土崩瓦解非时代未给机会，而是中枢决策错误

立宪改良失败之真相

  • 革命打断改良之说不成立，这种反思缺乏史实支撑
  • 晚清立宪在武昌枪响前就已死亡，清廷的改革方向是重回秦制而非扩张民权
  • 慈禧临终前的布局证明改革已死：禁止干政、压制言论、打压请愿、钦定宪法满篇"议院不得干预"
  •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廷在武力镇压失败后的慌不择路的全面改口，但为时已晚
  • 若"被打断的改良"指清廷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因其本质是新式开明专制
  • 若指立宪派的君主立宪，则武昌枪声并未打断它，因立宪派与革命党核心诉求一致："兴民权，革专制"
  • 革命与改良不是对立阵营，应用目的而非手段划分：变更政体重造规则即为革命
  • 梁启超明确区分：革命党要共和立宪，立宪派要君主立宪，但二者皆属政治革命，皆反对专制
  • 革命实为改良提供动力，清廷每次新政皆因革命党压力，将改良视为消弭革命的良药
  • 鲁迅的比喻精准：无人拆屋顶便绝不肯开窗，清廷答应转型是在屋顶已被掀了大半之后

剪辫之难与观念变革

  • 清帝国灭亡了，近代中国的转型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从秦制王朝到民权国家的建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 梅兰芳在1912年6月剪辫，但其“跟包”仍强烈抗拒，甚至视剪辫为“身体重大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 剪辫运动遭遇普遍抵制，甚至引发暴力抗争，例如南京、成都、长沙等地军队强制剪辫导致民众愤恨和血案。

  • 1912年后，许多地方民众仍不愿剪辫，如安徽绩溪乡村剪发者仅半数，上海被嘲讽“车子、辫子、婊子”三多，北京1914年仍须内务部重新颁布剪发令。

  • 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是遗忘与美化，清廷通过文字狱和历史遮蔽，使普通人误以为剃发留辫是数千年固有习俗。

  • 清廷严控历史叙述，掩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历史，连“一发千钧”一词都因敏感而被回避使用。

  • 社会自我审查严重，如《日知录》遭删改，钱穆幼时不知皇帝是满人，苟且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并被美化。

  • 袁世凯1913年总统宣誓词暴露其旧时代思维，强调“共和国重道德”而轻法律，要求民众“忠信笃敬”，却无一字提及公权力对民众的承诺或约束。

  • 袁的宣誓词充满“牧民思维”，批评民众“人心不古”，要求服从和牺牲，反其道而行之，忽视公权力须先保障民权。

  • 袁世凯虽在清末新政中有开明表现，但其知识与见识不足以接轨民权时代，脑中残留太多秦制旧辫子，剪不掉也不想剪。

  • 1911年清帝国的灭亡不是结束，只是另一个开始，转型之路仍充满认知扭转与利益妥协的挑战。

辛亥革命的反思与质疑

  • 清廷中枢是时代转型的主导者，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只是其政策刺激下的产物
  • 孙中山观察到舆论对革命的态度转变：1895年被视为"乱臣贼子"，1900年则"有识之士扼腕叹息"
  • 梁启超称清廷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以消极和积极手段直接制造革命党
  • 清廷拥有宽裕时间和充分能力，但慈禧及其后继者试图借预备立宪之名回归转型前状态
  • 要求民众管控失望情绪、革命党人管控反应程度不具备可行性
  • 历史的演化不是购物游戏，而是不间断的"刺激—应激—刺激"反应，形成复杂难解的网状结构
  • 与其责备应激者反应过度，不如追问刺激者为何在可控时仍一再行差踏错
  • 清廷等到武昌枪响20余天后才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 本书动机：审视拥有行为主动权者的作为与不作为，许多时候不做什么远比做了什么重要
  • 晚清半个世纪改革以转型失败告终，民国共和不到两年因袁世凯帝制自为而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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